我的童年是在“继续革命”的年代中度过的，如果把童年比做一本“小人书”的话，那么困苦和封闭则构成了我这本“小人书”的底色，而在这斑驳混沌的景致中，关于年的印痕却异常清晰，它毫无疑问地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并成为所有叙事的基调和主线。在闲暇时，每当我用思维翻看这部书时，年的意象就突兀而出，它搅和着孩子们难得的快活和父母们道不尽的辛酸，直到让你眼角湿润不忍卒读。
我的老家深居于医巫闾山中段的狭长的沟谷中，这里曾是塞外荒徼，明清时代的柳条边缘山而过，至今残垣依稀，烽燧尚在。我们那个由30来户人家组成的聚落就七零八落地分散在山前沟沿的开阔地上，但我家却偏向一隅，在这个东西走向的沟谷偏北方向，有一个与其呈垂直方向的小山窝，100多年前祖辈从遥远的关外一路跋涉，不知怎么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从此在这里一共生活繁衍了7代人，我算是在这里生活的第6代了。5年前由于父母相继离世，这里从此也就再没有了人烟，但这里的晨露晚霞与狗吠鸡鸣却永远封存到我的心底，而在不经意间，眼前经常会浮现出那袅袅的炊烟和母亲疲惫的身影。
“不知荒徼外，何处有人家？”祖辈们不远万里投身于这穷山瘠地倒是无奈，毕竟当时的山东兵荒马乱，到这里还有生的希望，自然也就“慌不择地”。就是这样，这个当初仅有几户人家的山沟里最后发展到30多户100多口人。我记事时，“一大二公”的时期已经过去，但“资本主义尾巴”还是不允许露出太长的，所有人在集体劳动之外，家里允许有几分地来种菜，也允许养一头猪和少量的家禽。当时，“从鸡屁股里抠出油盐酱醋和穿戴”并非夸张，而且就是彼时真实的生活。整个村子不足300亩地，农民们劳作了一年，最后还不得不吃“返销粮”，而且这返回来的粮食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在这个环境中将我们大大小小7个孩子带大的，如果不是设身处地你简直可以将其视为奇迹。
印象中童年的食物就是吃不完的玉米面和高粮米，但能够吃饱也就算是个好日子了。那时乡下没有什么副食的概念，但家家都有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夸张的酱缸，而哪家的酱做的好吃往往成了一种富足的标志了。当然，通常这样的人家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别人不在意的东西往往成为他们餐桌上可口的菜肴。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这背后究竟隐藏了她多少的辛酸和苦痛，却是我们当时丝毫没有觉察到的。母亲就象一个旋转的陀螺，一生中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困窘的年代，父母们似乎就是在拚过年，当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快乐的时光后，他们马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劳碌，丝毫不敢有任何的马虎，否则下一个年就会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操办，那么他们在情感上将会倍受煎熬的。其实，孩子们这个短暂的快乐，在那个时代于他们而言又是多么的艰难和沉重，这是当时的城里人无法想象的。
那个时代的大山里，尽管人们平时节衣缩食，但过年的时候谁家也不将就，这是农家最大的脸面。父母们辛劳一年日积月累，每到过年则从不吝惜，而辛劳的成果大部分则变成了孩子们身上的衣服、口中的美食和手中的鞭炮，母亲常说：“过日子就是过孩子”。其实，在那个时代，母亲不断地劳作，她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缺吃少穿。不仅如此，她还时刻地想让我们生活的更体面一点，这也导致她的身体被严重透支，已至于年长时双脚整日的酸疼不止，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中，这个病一直在折磨着她，直到肌肉萎缩得不能走路。
有我的印象中，母亲很少流过眼泪，但有一次却是例外。那一年我约么7、8岁的样子，母亲起了个大早去10里外的集市赶集。那时家里养了20多只母鸡，这成了全家平时的生活花销的来源，母亲是积攒了10多天的鸡蛋准备到集市上换成钱的，但当时正值全国号召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风头，这种行为是严格禁止的。因此，她在半路上遭到了公社民兵们的围堵，母亲慌不择路跑进河沟摔倒，这一篮子鸡蛋也就全部“报销”了。那天母亲回来的很早，他的身上脏兮兮的，直说自己不中用，后来突然哭出声来，但片刻又止住了，她不想在我们面前展示出软弱的一面。
在那个缺米少盐的年代，尽管穷的捉襟见肘，但每逢过年，人们都不忘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要买一张崭新的“主席像”裱糊在墙上，这也是那时全国人民的“规定动作”。彼时已经无神可拜，众神已经都被他老人家打成牛鬼蛇神了。由此看来，当时匮乏的并不仅局限在物质的层面，就连一向固守传统的乡村也被抽去了它精神的内核，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怪物，以致今天也无法找回它失去的灵魂。
乡村人相信命运，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不幸归为自身命运的不济。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但要转变一下说法。倘若说他们命运不济，唯一的逻辑只能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谁让你不幸生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但这却是无法选择的，人民往往生活在淫威下而不自知，却将施暴者当“伟人”供奉起来，这才是一切悲剧的源头。由此看来，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最能忍耐的民族，它有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民。
文贯中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董辅礽跟外国友人交流，我作为翻译在场。他说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农奴制，我很犹豫能不能直翻，他说‘你尽管翻译，没事。’外国人第一次听也以为听错了，我又再复述了一次。他觉得一个中国人这样说很令人惊奇，马上记下来。”
每当想到母亲，我就回想起文贯中的这句话，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感涌上心头，这是一种锥心的痛与刻骨的恨混杂在一起的情绪，它无法表达但却难以排遣，每逢春节之时愈显强烈。当然，母亲只是有着相似命运的众多母亲中的一员，她们早已经带着受伤的灵魂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那么谁为这罪恶买单，谁又应该为她们忏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