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江青在天津小靳庄
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间，江青曾先后八次来天津。当时，我任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了解一些江青来津的情况。
江青过去从未来过天津。她在批林批孔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有一篇铁路局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报道（记者阎晶昌），便请示毛泽东要来天津看看。毛泽东决定由纪登奎陪同江青一起来津。
第一次：1974年6月17日晚10时22分，江青乘火车专列到津，在天津站下车，乘她的专车到市第一招待所。她自己住1号，日常活动在3号。6月18日晚7时半，她到干部俱乐部打乒乓球、羽毛球；19日晚7时半，她（又）和纪登奎在俱乐部大剧场参加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并讲话。她提出要到农村看看，当时市委提出4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其中有宝坻县的小靳庄。江青听到介绍小靳庄有作诗、唱样板戏的情况（宝坻县一些地方有唱评戏的传统），要立即去这里。21日下午，她乘专列到宝坻县，下车乘汽车到宝坻县城，去一户职工和一户武装部干部宿舍“看望”。晚间在宝坻车站候车室，她让和她同来的写作班子讲批《三字经》，直到凌晨3时半。22日上午，江青等人从宝坻车站候车室乘汽车到小靳庄大队，下午参加批林批孔座谈会。下午6时回到宝坻县车站，乘专列回津。晚上到俱乐部游泳、打扑克。
江青23日晚在第一招待所3号看自己带来的外国电影。24日下午，到天津重型机器厂，直接到金加工一车间转了一圈。这次她一出厂门就要回招待所，原先安排还去发电设备厂也不去了，使得警卫工作很被动，造成交通混乱。车队行驶到河北区中山路时，她的前卫车撞伤一名路人。随行的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急忙停车处理此事，将受伤路人送往附近医院，好在伤势不重，经过住院治疗，很快出院。我得悉此事，也赶赴医院看望。当晚，江青去俱乐部大剧场看天津河北梆子剧团演出《渡口》、《红灯记》选段和《泗州城》选段，还听了曲艺团演员演唱的天津时调、京韵大鼓等。25日晚，去俱乐部小剧场看天津河北梆子剧团为她演出的旧戏《断桥》、《泗州城》、《辕门斩子》、《挑滑车》。26日下午，乘军舰到渤海油田四号油井“视察”。27日下午，乘专列然后转乘汽车到驻军某部打靶，之后骑马到驻军某部看军事表演。当晚，乘专列暂时回京两天。29日晚7时，又乘专列到津，仍然住在第一招待所。6月30日晚，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友谊厅听取天津市委汇报工作。7月1日晚7时，乘专列返京。她第一次来津，带着迟群、谢静宜、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庄则栋后来也被江青叫来。这次来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35人组成的“理论班子”。她走后，把这个“理论班子”留下继续在天津活动。这是江青在天津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次。
江青每次来津，都是乘专列，下车后乘自己的防弹汽车，并带有武装警卫，在她下榻的住所设警卫（岗哨），不经她的准许，任何人包括解学恭均不得入内。有两次，她还自带厨师。据负责接待工作的人说，她是最难接待的“中央首长”，对她的活动和生活实在无法安排。周恩来、刘少奇等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保卫规格。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据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安排。
第二次：同年8月15日零点27分，江青乘专列到津。她说是来“休息”的，仍住“一招”原处。16日下午，到水上公园。由于水上公园休息室有风，时间不长，她很不高兴地回到住处。17日晚10时，乘专列返京。
第三次：同年9月23日晚，江青乘专列来津。24日下午，她在小靳庄陪同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参观，晚上又陪同马科斯夫人到天津自行车厂参观。当晚，乘专列返京。
第四次：同年12月4日零时3分，江青乘专列来津。她又说是来“休息”的，还是住在“一招”。5日至7日一直在“一招”。8日晚8时半，乘专列返京。
第五次：1975年2月22日下午2时，汪东兴来天津干部俱乐部查看为毛主席休养准备的房子（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这俱乐部老楼室内游泳池改造一间供毛修养的卧室），尽管毛并未来这里休养过，可当时谁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孰料江青也来了。她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顿脾气。晚9时半，乘专列返京。
第六次：1975年3月12日晚11时40分，江青乘专列来津。她还说是来“休息”的，住在“一招”。这次也带迟群、谢静宜等人。13日、14日均在“一招”。15日晚9时，乘专列返京。
第七次：同年8月11日，江青乘专列来津。她仍说是来“休息”的，还住“一招”。12日在“一招”，13日晚乘专列返京。
第八次：1976年8月28日凌晨2时37分，江青乘专列来津，因为是在天津发生地震之后，她住在火车上。下午4时，去小靳庄，晚10时回津。29日，去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参观。30日下午，去看在毛条厂的排险部队和支援天津抗震救灾的某军和警备区连队，当晚返京。
江青第八次来津时，1976年8月28日下午2时，她下专列乘汽车去小靳庄。在市区的路上，她叫解学恭上了她的车，说有事谈谈。当时同坐在车上的除解学恭以外，还有江青的警卫员、护士。在车上她谈了要接见天津驻军，说她第一次来津到天津驻军看望广大指战员，部队曾因此受到邓小平的批评，现在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她还要把一个“顺口溜”让66军军长刘政给抄来，并要给她做套军装，说来时急，忘记带了。她还说警备区的部队也要去看看。解学恭说，还有来津支援抗震救灾的67军，不去不好。她说，也去看看。汽车行至津塘公路和京山铁路交叉口附近停车，解学恭下了她坐的车。
下午5时许，车开到离小靳庄不远的一个村庄，她来到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驻地。下车伊始，她大喊大叫，要人们走开，说要“睡一小时觉”。其实，她根本没有睡，而是装腔作势，一会儿要给战士擀面条，一会儿又要蒸馒头，搅得战士做不了饭。
据解学恭回忆，8月29日晚11时许，他刚服安眠药睡下，突然来电话，江青让他马上到专列去。江青一见到解，就十分严厉地说，你见到了这个方案吗？说着，她把一份天津驻军打印的“接见单位名单”甩给解学恭。原来江青安排次日要到部队去，驻军急忙确定了一份“接见单位名单”，直接送给了江青。江青板着脸厉声训斥：为什么称“接见”，这是谁的主意？我是探望部队，不是接见，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混淆起来！她还说：只有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才是接见，我个人怎么叫接见呢！她越说越气愤，解学恭不知所措。她气势汹汹地说：明天我不去部队了。这时解有点着急，部队已准备了两天，而且是按照她的意见准备的，现在改变计划对部队怎么解释呢！解学恭这时考虑，或许自己承担了责任，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于是说“接见”这个词是他建议的，部队没有责任，部队准备了两天，不去恐怕不好，还是去探望一下。江青听到解承担了责任，才说：“可以去。”江青讲话时解简要记了一下，江青把解的记录稿拿过去看后说：“大体还可以，有两个地方需要加一下。”解以为她要亲自改，可是她又不改，让解用笔加上她的话。最后对解说：“请你把今晚的谈话给我整理成一个记录，并起草一个电话稿，报告华国锋同志。”回来后，解学恭按江青的意见办了，把整理和起草好的记录稿、电话稿送给她看，她批了“同意”，并让解抄清一份给她。30日下午，电话稿报到了华国锋处。此事由市委办公厅经办，由办公厅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将电话稿传过去。
解学恭起草的“江青同志谈关于探望参加天津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连队”的记录稿，原文是：“（一）探望和接见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原则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军里的报告提出了接见方案，提醒了我。（注：‘接见’——这一建议是我向江青同志提出的，军里没有责任，责任在我——解注）探望也要按下列要求办：第一，首先是探望参加抗震救灾的基层单位——连队；第二，陪同探望的领导干部，也是参加抗震救灾的，军级干部不能多了，有一、二位就可以了，也是参加或指挥抗震救灾的；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的唐山、丰南、天津市、北京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会，届时中央要接见代表。这是接见。我到小靳庄探望贫下中农，同时也看望了在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师指战员同志，在那里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的饭菜。这是探望，也不是接见。（二）请转告在天津参加活动的新华社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天津日报记者，请他们不要帮倒忙。一般不要用《内参清样》报道我的活动情况；如果要搞点内参报道，也要恰如其分，不要胡乱吹捧，言过其实。最好不搞。解学恭整理于8月29日晚12时许。”
解学恭起草的给华国锋的电话稿，原文是：“江青同志于8月28日到了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看望了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同志，邢燕子同志所在的大队和侯隽同志所在的大队也派来了贫下中农代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同时也探望了在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师九连的指战员；在小靳庄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吃的饭菜。江青同志在9月29日又看望了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已经全面恢复了生产的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的工人同志。我建议江青同志接见一下在天津参加抗震救灾的66军、67军、天津警备区各一个连队和部分先进代表。江青同志告诉我，不是接见，是探望，不要把两个问题混淆了。中央决定接见抗震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这是接见。根据江青同志的意见，在29日晚纠正了我的建议和安排，决定只探望三个军的三个连队，都是参加抗震救灾的。我认为江青同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的安排已经纠正了，特向你报告。解学恭8月30日上午。”
从这桩小事可以看出，在1976年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江青也是心中没底，怕被人抓到辫子，所以在“接见”和“探望”的区别上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倒霉的是解学恭。解学恭作为“下级”，既要绝对按中央领导人的旨意办事，出现了问题又要主动承担责任，委曲求全。解学恭更不会料到，在他连夜苦心为江青起草“记录稿”、“电话稿”之后，仅仅时过36天，10月6日，政局激变，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一员被逮捕。
江青三次访问小靳庄，使这个北方默默无闻的小村，遽然闻名全国，成了“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样板”。根据江青的指示，解学恭随即带领有关部门的人员以及宝坻县委负责人于7月2日到小靳庄蹲点，住了8天，然后给江青、纪登奎写信汇报，共讲了办政治夜校出现的八件“新人新事”，并说“准备建议市委在全市推广小靳庄的经验”。江青于7月13日批示“小靳庄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纪登奎批示“可由新华总社派人认真总结经验，以便向全国宣传推广。”新华社记者很快写出报道稿，对原汇报的八件“新人新事”有所增删，经总社审改，报姚文元批准，于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播发和刊发了《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一文。这“十件新事”是：办政治夜校；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业余宣传队；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移风易俗。一时间，全国各个报刊转载，立即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浪潮。
接待江青来津，解学恭诚惶诚恐，全身心地投入，对于江青交办的事项，一一认真照办。当时派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负责招待工作的副局长昼夜在一招负责接待，江青来前是绝密的。那位副主任告诉我一号任务来了，我明白江青来了。第一次江青来开大会前，我在后台服务，解亲自来后台察看，连后台的卫生间都进去看看。当时我昼夜在机关值班，接受江青批示翻印的文件。
江青在1974年6月17日至7月1日第一次来津期间，亲手批示让市委翻印了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资料。据统计，共有43种，翻印了78万份。所有资料基本上都由我经手。一般情况是，江青的秘书刘某将要翻印的资料送解学恭，解再让秘书或司机直接送我。有的是口头转告我，有的是解学恭亲笔批给我，但都不是在原件上批示，而是另写一短信，因为所有江青批过的资料，最后都要写上“退江青”字样，返回到江青那里。江青也是仿照毛主席使用铅笔，用较大的字在原件上书写。她的字写得不错，稍有一点仿毛体。当时我和办公厅秘书处以及机关印刷厂昼夜值班，文件随来随印，不得延误。秘书处一位副处长赵庆，抠文字和校对特别细致，最后由我看清样印发。我们翻印了这么多文件，最后竟无一个错别字，以致江青走后，解学恭到办公厅鼓励我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好”，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