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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其实已经死去

温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看做中国经济改革的象征,它代表了民营经济的拼命奋斗精神,代表了温州商人的自强不息。不过,当经济发展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温州开始步履蹒跚地走进历史。

抛开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所谓的“温州模式”,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典型企业和典型市场,也就是19世纪企业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业主自营,规模小,聚集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接受者。

马歇尔认为温州模式的企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会自然扩大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但是马歇尔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规模收益递增最终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从而消灭了竞争,那么效率从何而来?企业和市场将如何发展?

马歇尔的解释很牵强。他认为业主会衰老和死亡,使企业衰落或倒闭,从而为新企业让路。后来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个问题,经过争论,由威克塞尔总结为,典型企业会经历规模收益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

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州模式经历收益递增后,正转向收益不变和递减。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扰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巨大这个“外部性”的背景下,温州模式由内源驱动必然转向结构重整,通过同业兼并,引入外部投资者,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以持续规模收益递增。这条路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所不知道的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很可惜,中国的资源政策、房地产政策和“4万亿”政策让温州模式走上歧途。中国的资源和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民营资本纷纷抛弃本业转入投机,而“4万亿”政策助推了这个趋势。温州资本逐渐转入投机的6年多来,它们学到的知识就是艰苦创业远不如轻松投机。它们不可能再走回头了。

资本转入投机的结果之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这加速了温州模式收益递减,也拦腰打断了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民营资本正规化改变不了这个趋势。因为资本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不会向收益递减进行投资,除非获得极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温州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而高利贷会进一步破坏温州的产业投资,给温州模式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如果没有限制条件,国家“救助温州”也只能继“4万亿”之后再次向投机注入流动性,而且对于全体纳税人极端不公平,搞不好还会引发“占领温州”也未可知。限制条件就是强制温州模式转变为“规模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一个产业的政策会对其他产业造成什么关联影响,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研究课题,却是活生生中国经济的教训。

温州模式已死。温州模式只有转变成规模模式,才能开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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