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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莫言诺奖演说三个故事的背后逻辑

莫言获奖后引发许多争议,今天凌晨在瑞典文学院的诺奖演说又被群众吐槽。因为莫言提到诺奖是授予他个人而非国家,又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莫言昨天还只是没逻辑,今天就是讨厌了,明明在作协身居高位,却拿个过气的情境来自塑反体制斗士的金身,还号称什么奖是发给个人不是给国家,有种别拿政治给自己镀金啊。”某网大拿dvdv的表态很有代表性的说。

但你以为你懂莫言演讲的深意?莫言真的没逻辑?呵呵,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莫言在演讲中说到他在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讽刺了一些将他放大为某种意象然后再把他当做靶子的人:“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三年前,莫言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中还提到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事:
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国王的仪仗队是国家的象征,这个故事常被拿来解读莫言看待威权的态度,他是个“守规矩”的人。

本文重点在他最后讲的三个故事。

1、要允许有的人不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这个故事成了今天大多数媒体的头条,允许有的人不哭被解读成是对某些普世价值的号召,部分网友也将此反“老大哥”的言论拿来跟莫言此前的沉默相比指责他前后言行不一。
但允许有的人不哭,不止是说你有不合作的自由,更是说我也有不反体制的自由。要允许我不对某些事情表态,别逼着我站队,不要非拿我跟索尔仁尼琴相比,我不想XXX,你们也别整天JJWW。

2、同一件事,年轻时觉得英勇现在却深感内疚

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有些现在认为自己正确的人喜欢逞口舌之快,但分不清勇敢和鲁莽的区别,将来会后悔。

3、七个自作聪明的泥瓦匠反而倒霉

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最后这个故事意味有点复杂,八个人的故事最后有七个人死在庙里。是在说他就是那个被多数自以为正确的人推出去的人,但,结果是那七个泥瓦匠都倒了霉。另外一层解读是:大厦将倾,请庙堂之人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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