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挖出一块铁矿石，他就靠一个故事以火箭般速度跻身澳大利亚超级富豪行列，并成为澳大利亚首富。"
"尽管不懂汉语，但他为那些“纸上”的铁矿石先找到了中国买家，又凭这个“中国故事”找到欧美资本。这把“空手道”，有人大呼精妙，也有人斥为忽悠。"
"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位澳大利亚首富不得不通过大规模裁员和削减投资支出以自救。"
“我很震惊！FMG发生什么事了？”FMG的一位前职员在Facebook上写道。
这是2012年9月初，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Fortescue Metals Group）为减少公司运营成本，宣布大规模裁员，一些资深的高管也在被裁之列。其股价也应声跌至近三年来的最低点。
在火箭般蹿入世界超级富豪行列后，安德鲁•弗里斯特（Andrew Forrest，下称安德鲁）的资产正在迅速缩水。
安德鲁是FMG的老板，51岁，是2010年澳大利亚首富。2012福布斯富豪榜上，其资产为53亿美元（约34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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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G集团董事长安德鲁
他人生中的这场“过山车”，起与伏都是因为中国。16年前他第一次来中国，此后其命运与财富便与这一东方古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需求和美国资本是他成功的两大因素。
安德鲁所创造的财富奇迹，有三个字很重要，那便是——讲故事。即使现在他因全球经济不景气而陷在麻烦之中，却依然信心满怀，“铁矿石一直都会是一个盈利的领域。”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悲观的人难道还能发现比过去十年的中国发展更快的市场？”
“勘探狂”的赌局
安德鲁的财富积累过程令人匪夷所思地快。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2007年在澳大利亚矿石界突然声名鹊起并成为澳大利亚首富时，他的FMG实际上还没有挖出一块铁矿石。
FMG是他从2003年以840万澳元（合人民币5000余万元）收购的澳大利亚一家小型上市公司——联合矿业加工公司改名而来。
随后，安德鲁开始在西澳的皮尔巴拉地区进行勘探，勘探总范围不及整个地区的10%，那里曾是澳大利亚前两大铁矿石生产商——也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铁矿石企业——必和必拓与力拓（合称“两拓”）放弃的地方。
当时，采矿业正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安德鲁从一开始就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他意识到，皮尔巴拉的丰富资源，正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需要的。
但是，开矿需要巨额资金——在幅员辽阔的澳大利亚，从开采到铁路、港口的建设都需要私人投资完成，基础设施因此成为矿业投资最大的挑战之一。
安德鲁最初的想法是利用上述两大铁矿巨头的铁路和港口开发分散的地质资源，但人家“根本就不买账”。如果自己来建造这些基础设施，安德鲁估计前期就需18.5亿澳元的资金，而当时FMG的市值尚不足2000万澳元。
而且，FMG当时的“领地”面积不足500平方公里，如果为了这一小块矿藏去修建铁路和港口，得不偿失。
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安德鲁开始了他的赌局。
安德鲁的第一步，是专门派出一组人员，寻找收购每一块空地，拓展自己的“疆域”，面积越大，矿藏被发现的可能性才越大。
与此同时，FMG开始了一系列在铁矿业内被认为是疯狂的勘探。
因为，基础设施的融资必须得到勘探结果的支持。FMG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显示，2003年末至2005年底，FMG仅花在勘探上的钱就达1.7亿澳元（合人民币10亿余元），此间其曾连续四个季度蝉联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勘探费用支出榜首。
重金投入终于有了效果。200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三，FMG勘探总监艾蒙•海农陪一名工程师调研铁路线路时，发现一处地方疑似有矿，随即通过卫星电话告诉安德鲁“可能有重大发现”——这一块后来取名为“断云”的地方，成了FMG开发的第一个地区。
中国买家和美国资本
产矿带确定了，就好比房地产开发商有了地，并证明适合盖楼，接下来就该融资并正式开工了。显然，按照正常思维，找投资人是当务之急。但安德鲁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卖起了“楼花”——那些尚未挖出的铁矿石。
他的第一站便是中国。这期间，中国移民刘晓东加入了安德鲁的团队，刘来自钢铁世家，熟悉投资与营销，他列出一份对FMG感兴趣的企业清单，随后与安德鲁以及其核心团队成员逐一拜访。
据刘晓东介绍，由于FMG是新面孔，再加上其他大的供应商给钢厂施加压力，钢厂大都不够积极，常常只是派一个部门经理接待。为了说服他们，FMG需要花费比对手多得多的精力，但他们乐此不疲，因为行动原则是“只要有人愿意见我们，就立刻启程”。
为了对潜在客户证明FMG铁矿石的质量，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试验。FMG除了在澳大利亚开展试验之外，也在中国寻找合作对象，以增加可信度。位于长沙的中南大学由此和FMG建立了联系；2007年，安德鲁甚至被该校聘为客座教授。
说服钢厂购买还不知道能否开采的铁矿石，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是，在当时中国经济一片红火、铁矿石异常紧俏的大背景下，对难以得到铁矿石配额的中国地方钢厂的游说，取得了良好效果。
2004年10月，河北文丰钢铁宣布和FMG签署长期购货合同，约定在20年内每年向FMG采购200万吨铁矿石，并因此支付了1000万澳元的预付款。同月，FMG又与江苏丰立、江西萍乡钢铁等公司签署长期供货合同，合同同样规定中方企业需要预付大笔款项。
这好比是在做期货交易。一年后，唐钢、首钢、本钢和华菱都与FMG签订了协议，截至2006年7月，FMG已经把4500万吨的年产量，卖掉了88%。当月，FMG的股价就上涨到了9澳元左右，而在2004年初，FMG股价不到0.1澳元。
2007年12月21日，FMG的股价达到了历史高点逾13澳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FMG的股价上涨了130多倍。安德鲁因此跻身澳大利亚超级富豪之列。要知道这个时候，FMG还没有挖出第一块铁矿石。
安德鲁并没有因此止步，为了筹到更多的钱，他又将勘探取得的成果和已经锁定的中国客户作为筹码向欧美融资。2005年2月，FMG与一些美国投资机构达成协议，发行了8000万美元可转债券。
一年之后，FMG的融资总额创下新的纪录，达到20.5亿美元。
而一直到2008年5月15日，FMG终于向中国运出了第一船矿石。第二年，中国华菱钢铁收购了FMG17.4%的股份并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搅局者”安德鲁
“吃下”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然后转手向欧美市场融资进行矿山开发，开采的矿石则卖到中国收获暴利——这一精妙的“空手道”，让不懂汉语的安德鲁在几年时间内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外界也因此对他褒贬不一，赞叹其高明者有之，骂其“大忽悠”者亦有之。安德鲁对此通常一笑了之。
安德鲁的出身其实颇为显赫，其家族在珀斯天鹅河殖民地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该殖民地成为西澳大利亚州，安德鲁的曾祖父大卫及兄弟约翰共同收购、开发了西澳北部的广袤土地，约翰后来成为西澳大利亚第一任州长。
约翰当年决定动用高于该州预算6倍的资金来抓住该州的第一次淘金热，利用英国贷款修建了从珀斯到卡古里的输水管道，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管道，因成本巨大而备受质疑，100年之后，继承了他血脉的安德鲁似乎也继承了祖辈的冒险基因。
安德鲁的童年在皮尔巴拉安斯乐小镇附近的明德鲁牧羊场度过，后来在西澳大利亚的首府珀斯读中学与大学，毕业之后，在珀斯和悉尼做起了股票经纪人。
随后，安德鲁创办了一家名为安纳康达（Anaconda）的镍矿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但其与大股东的关系并不融洽，据澳大利亚当地媒体报道，部分原因是，镍矿并没有他描述的那样回报丰厚。不久他便不得不辞职离开。
此后，安德鲁才创办了FMG，并扮演了一个“搅局者”角色。在FMG，任何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安德鲁自己的格子间就在助理对面，重大决策通常仅需要链条很短的沟通。与“两拓”的气氛截然不同。“安德鲁一走进来，整个房间都有种跳跃的感觉。”他的一个合作伙伴这样评价他，“别人都是晚上做梦，他白天也做梦，而且能让你和他一起做梦。”
在回顾与“两拓”的较量时，安德鲁喜欢引用圣雄甘地的一句名言，“最初他们忽视你，然后取笑你，后来打击你，但最终你赢了。”
事实上，安德鲁确实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很少有人知道，童年的安德鲁患有严重的口吃，这一度让他成为同龄孩子欺负的对象。为了克服这一毛病，安德鲁拼命训练自己。他报名参加辩论赛，逼迫自己说话，而今，外人从他流利的谈吐中，已经看不出一点口吃的痕迹。
乐观的冒险家
南方周末记者在位于澳大利亚东珀斯的FMG总部，随处可见“中国风”：大红的灯笼，满清时代的帽子、屏风、鼎、刺绣等。FMG公共事务部经理Nathan Vass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07年，FMG开始在中国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开始时只有两三个员工，主要是协助总部和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展开合作，而今员工已经增加了十几个，工作的内容不仅包括和中国客户的沟通，还负责在中国采购一些大型采矿和运输设备。
而据FMG驻华首席代表霍演介绍，迄今为止，FMG在中国南车、北车集团、大连重工、厦门重工等，采购的设备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
但是，在依托铁矿石成为超级富豪之后，这位天生的冒险者也必须承受冒险的代价——2012年以来，中国需求疲软，FMG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据路透社报道，铁矿石价格的持续下跌，使得依靠借债扩张的FMG陷入了债务危机，目前该公司债务总额已经高达45亿美元（约280亿元人民币）。公司股票甚至一度被暂停交易，股价在2012年8月底一度跌至三年以来的最低点。
近日，FMG宣布将削减投资支出16亿美元，暂停产能扩张计划，同时宣布裁员数千人。FMG的外部事务负责人Julian Tapp、联席公司秘书兼投资者关系负责人Rod Campbell等均在一周内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据路透社报道，FMG正在与几家国际金融机构接洽试图进行债务重组。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和摩根大通（JPMorgan）已经同意接手FMG债务重组工作，其偿还第一笔债务的期限可能被推迟至2015年11月。这将暂时缓解FMG短期资金压力。
不过，对于FMG的未来，安德鲁却非常乐观。在他看来，铁矿行业一直会是一个盈利领域，随着铁矿石价格的下跌，一些投资者会离开，全球范围的生产就会放缓，但不久价格又将回升，“所有的困难，不过是短期的”。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安德鲁的手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黑莓手机，停顿的间歇，他也是忙着埋头回复工作邮件。
因为失望于工党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好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2012年8月，安德鲁倡导澳大利亚商界的领袖们主动约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展开了一场“迟得令人绝望”的对话。
这位如今已能说几句中国话的超级富豪如此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澳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今后它将影响到每一个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并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