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庄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1938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