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各色人等之精彩表演那一回，无论是主角范进，还是配角胡屠夫，乃至是龙套张静斋，还是群众演员路人甲、路人乙，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十分了得。范进中举后，来吃他“唐僧肉”的人也不少，“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我们都觉得吴敬梓已经把人性之多面之幽微描绘和讽刺得十分到位了，但我们还是低估中国现实对小说家的极大打击能力。我只能说再伟大的中国小说，都比中国的现实要逊色千百倍。现在一位比吴敬梓名声更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成了这一场热闹戏剧的主角，更能映衬出此间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当然莫言不是范进，他要清醒得多，他希望“莫言热”早点结束，并对此冷眼旁观，且反对修缮他的旧居。除在小说里做了些相对自由的表述外，获奖之前的莫言，在现实里常放弃了自由的言说，何况获奖之后，他更得在放弃基本自由言说的情形下，愈加审慎小心不要冒犯官方。这不仅与他在中国现实生活里锤炼出的过人平衡能力有关，也与他无法左右的现实处境有涉，更与他的现实利益深有瓜葛。
表面上看，消费莫言的人们，不免有点重演“范进中举”一回里各色人等的抬举和奉承。如陈光标要送别墅给莫言，哪怕我们明知陈光标从不放弃任何炒作的机会，但我们不能也无权阻止他这样做的自由。这只是与张静斋送屋给范进的举动差不多而已，当然莫言的财力不是范进能比的，对此他的家人用“无功不受禄”来断然拒绝。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如有人想趁机加价卖莫言的书，或者多存几本他的作品赚钱，乃至把莫言的作品名字当作农家乐来利用，只要不损害莫言的利益，这样的消费完全不足多怪。高密有位诗人李丹甚至认为莫言的出生地高密是“中国文学的高地，国家的圣地”，虽然充溢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虚骄，只要不是官方如此宣传，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范进中举里抬举和奉承他的人之表演，几乎与公权力无涉，但在今天“莫言热”里或明或暗地藏着公权力之手，却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一个人成名后成为被不少人都想利用的“唐僧肉”，在中国这个极其功利、充满变态成功学的社会里似乎无法避免，但公权力在背后的张罗，的确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公权力所费都是纳税人的血汗。如果文化宣传部门只是开动官方媒体为莫言做点宣传，那也就罢了，但据此说是文化大国的崛起，这就是睁眼说瞎话，是为自己无能做粉饰和贴金。如果旅游局和当地的管委会只是立几个“莫言旧居”的牌子，那也罢了，但他们不仅要隆重翻修“莫言旧居”，而且还要在莫言故乡花六点七亿元来大种特种高梁等，哪怕每年赔本一千万元也在所不惜。难怪《生活新报》的记者梁保宽在一篇名为《消费“诺贝文学奖莫言”乱象丛生》一文里用近来在网络上走红的“元芳”之口吻调侃道：“所以我认为，如果投资6.7亿弘扬丰乳肥臀文化，宣传效果可能会更好。退一步说，就算《四十一炮》也比《红高粱家族》有宣传噱头啊！”
在111位获得诺贝文学奖的人中，我不知道有哪位获奖者如莫言一样获得官方如此多的赞许和重视。这种重视从最高当轴高调表彰他获奖是中国文化大国崛起和中国文学的胜利外，并由此暗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到地方官具体操作过程中无尽地花纳税人的血汗钱，捞政绩，搞贪腐，无处不在地吃“唐僧肉”。甚至有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给莫言的父亲说“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成为了社会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莫言作为“唐僧肉”在此段文字里被地方官表述得淋漓尽致。对此，我还是比较认可时评作者石述思所言：“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这个国家需要习惯个体的胜利、人文的胜利，而不总是把创作者的成就首先归功于自己正确的领导和无私的关爱，否则，拿更多诺奖和奥运金牌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强大。”（《莫言热是个泡沫》）
你还别以为只在“莫言热”里才有公权力的有形和无形之手，在其间混水摸鱼，就是在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里，也不是设有公权力的影子在其间搅和的。马悦然昨天接受《重庆商报》的采访说，有位山东很阔的文化干部给他寄画及古书，想行贿让他评其作品得奖，并许诺得奖后奖金全归马悦然。后被马退回，然后他又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写信，继续要求评其获奖。我们常常输出的与普世价值相违的价值观，又何止在一个文学奖的评选上呢？正如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所说：“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人的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