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故事太少了，少到我提起笔来都担心难以成篇，因为故事实在太少。我为什么写他呢？我买了瓶俄罗斯产的伏特加，要用《俄汉词典》查一个词组。查完了，要合上书，但书的扉页一枚印章生生跳入我的眼帘，“张泉城印”。我合上书，书皮又翻过来，“张泉城印”又像一滩陈年血迹刺着我的眼睛。我想起了他，要写写他。
张泉城，山东济南人，他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很模糊了，我记不清他的长相，只记得个大概的轮廓，瘦高个，背有点驼，常年穿着一身落着尘土的蓝色中山装。
那是1979年的寒假，我已经考上大学读了一年，我回到金水河，来看几个朋友，还要还借别人的几十元钱。天气很冷，外面刮着风，飘着雪花。我正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写一封信，这时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很迟疑，我说请进，没想到进来的是他——要不是那枚印章，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张泉城。
“噢，回来了，回来了好，我想来看看你。”他说。
我连忙给他让出椅子，手忙脚乱地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自己坐在墙角的单人床上。
“这些年你都好吧？您怎么想起来看看我？”我有些语无伦次，不知所措，我没有想到他来看我，我和他似乎没什么交情。
“你是好人，文教，你不记得了？那会儿人们说我干活慢，贴标语贴颠倒了，要斗争我，是你说他不是有意的，只是犯了错，他们才没有斗我。你，你是好人……”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想起似乎有这么件事。他是个右派，是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后才来到金水河的。那时还兴批斗，但批斗的厉害程度已经远远比不上文革初期了。那时我已经是连队的文教，我写的标语让他去贴，他把一个字贴颠倒了，当然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标语，如果是重要的，我也不敢为他说话。
“你现在在大学里都学些啥？”他问，他似乎对大学感兴趣。我说我们开了什么课程，有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有党史，有外语。
“你们学的啥外语？”他问。我说我们学的俄语，本来要学英语的，但师资不够，学校就让理科学英语，文科学俄语。
“哦——”他没再说什么。
我想起他是右派，就问你咋打成了右派的。他说，他在山东大学读书，三年级了，外语也是学的俄语。放完寒假，他回到学校，就被打成右派。他啥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家里成分高，右派学生人数还不够，就把他打成右派了。
“那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我说。
“唉，别说了，苦了大半辈子了。说了有啥用？只是自己伤心，不说了！”
“你现在结婚了吗？将来你——”我话没有说完，他说，“结啥婚呀！我不想结婚了，我怕连累别人，也怕别人受不了我。”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说，“一个人惯了，毛病多。”
“你老家还有人吗？”
“唉，父母早死了，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也都走了，别的亲戚几十年都没有联系，就我光杆一个。老家是回不去了，回去也没啥意思。”他说。
话说得有点沉闷。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或者调节气氛，只觉得窗外的风声更大了，玻璃被震得哐当哐当响。
“现在形势虽然好了，但你上大学也要注意，尤其咱们都是学中文的，容易让别人抓住辫子。你还是要多注意些好。”他说。
我知道他这是好心。我心里想的是，他真的被整怕了，被整得再也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只剩下这最后的善良了。
又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我送走他，继续写我的信。大概过了十来分钟，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这本旧旧的《俄汉词典》。“这书我已经用不上了，可能你还能用，我把它送给你。”他说。
于是我就有了这本书，陪我走过大学四年的俄语学习，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而他，张泉城，大概在90年代初就生病去世了。
我想如果没有这本书，不是这枚图章，我根本想不起这个人，不会记得他的名字。再往远处想，甚至不会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书比人长久，书比人长久啊！”我心里生出这样一句感叹。可是又一想，这枚图章这本书留在世上，对张泉城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又想，他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苦难，感受生活，活过一回，这似乎更重要！
2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