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艺专时期的莫桂新与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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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莫桂新、张权与三个女儿的合影
“调查表”里有莫桂新
2002年3月9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近年出版的一些右派回忆录或回忆右派的文章，关注点多为劫后幸存者，对教养期间死亡的右派极少涉及，他们的情况鲜为人知，资料也大多湮灭。因此，这份“调查表”有特殊的意义和研究价值。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的文艺评论家杜高先生看到这份“调查表”后认为，此物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杜高发现，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也在其中。
莫桂新是歌唱家、合唱指挥兼声乐教师。查找他的资料很困难，他被人们提起，多为张权的缘故。新文学史料研究专家姜德明1986年曾撰写《忆莫桂新》一文，纪念这位解放前夕在天津认识的朋友，他写道：“前几年我才听说，他是倒在北大荒的，他的苦境不说自明，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写文章怀念过他。”杜高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记表复印后，转给莫桂新的小女儿莫燕。莫桂新1958年去世时，莫燕仅有5岁。看着父亲的死亡登记表，她沉默了许久……莫燕不愿回忆往事，她说：“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以“调查表”为基础，借助《张权纪念文集》等资料，我在采访了杜高以及北影导演巴鸿，北京人艺演员王宏韬、金昭夫妇等人后，莫桂新的影像方渐显清晰……
风雨中的伴侣
莫桂新原籍广东南海县沙头大佬村。早年，莫桂新的父亲与四个兄弟随长辈从广东闯荡到天津做生意。莫家在天津不但开办了规模相当于上海“大世界”的大型游乐场“大罗天”，还开了天津第一家百货公司及西来饭店和民丰面粉公司。莫桂新1917年出生在天津蓬莱街28号，这是一所由莫桂新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共同设计建造的西洋古典式建筑，名为“莫志德堂”，文人墨客常出入于此。莫桂新从小在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里受到熏陶，他兴趣广泛，喜欢画画、排球和唱歌，排球技术达到专业水平。从南开中学毕业后，1936年莫桂新考取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习油画，在学校他是排球队的主力，十分活跃。由于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声乐教授发现，动员他同时学习声乐。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张权与莫桂新同年进入杭州艺专，在声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1937年抗战爆发，11月杭州艺专内迁，他们随之辗转流亡，经黔、湘、滇数省，最后到陪都重庆。流亡途中，他们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到重庆后，两人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决心用歌声来报效满目疮痍的祖国。
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1943年和1945年，他们的女儿莫纪纲、莫纪岚相继出世。抗战胜利后，莫桂新举家北上，住在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当音乐老师，和一些音乐人共同组织了颇有影响的黄钟合唱团，经常在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和莫桂新等人，后均成为有造诣的音乐家。1947年6月，张权赴美进修声乐。
1950年4月，莫桂新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来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启程回国，经广州、上海、天津到北京。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15号一个四合院里安了家，这是一段最温馨安宁的时期。1953年，随着小女儿莫燕的出生，家里更增添了欢乐气氛。莫桂新与张权先后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
据当年在《长征》中扮演苏区儿童团员的金昭回忆，莫桂新性格开朗，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平时爱和演儿童团员的小演员们开玩笑。姜德明在《忆莫桂新》中讲的一件事，可为佐证：“他(莫桂新)的父亲去世了，亲属们围着死者哭作一团，他像一位乐队指挥样地突然向人们大喝：‘停止！不许哭了！’众人大愕，他却冷静地分配给大家办理后事的任务。待把一切纷繁的杂务安排停当之后，他又像举起了指挥棒，跟大家说：‘好，现在可以哭了。’于是他同大家一起流下了伤心的泪。这是他事后亲口对我讲的，我印象殊深。”
莫桂新遇到麻烦，始于1955年的“肃反”。莫桂新当年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莫桂新“乐于助人，说话随便”。他的罹祸大概和“说话随便”有一定关系吧。据“调查表”记：“（莫桂新）1941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进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凭着歪曲的事实和罗织的罪名，莫桂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据“调查表”记：“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进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当时，张权的心情也很压抑。我在中国文联资料室的故纸堆里，找到张权在1957年5月19日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我》的文章。文章缘起于整风开始后，《文艺报》副总编唐因的夫人、该报记者姚莹澄为完成上级布置的鸣放任务，去采访张权。张权响应党的号召，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单位领导存在的问题。姚莹澄回去后整理成文，以张权的名义发表。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张权和姚莹澄因这篇文章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姚莹澄被逼上吊自杀。
张权在文中直言，她刚到北京人艺时，有的领导公开讲，“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知道后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这件事一直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心里。”1956年，中国实验歌剧院第一次上演歌剧《茶花女》。张权作为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无疑是剧中女主角薇奥列塔的第一人选。歌剧院领导却安排了一位来自延安、唱民歌的院领导夫人主演薇奥列塔。后由于那位演薇奥列塔的演员实在力不从心，才把张权提上来。张权主演的《茶花女》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东方茶花女”，周总理、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出席观看。此时，院领导提醒她，“可不能骄傲呀！”张权扪心自问，“演员心灵虽很脆弱，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这样的叮咛有必要吗！？”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序幕。莫桂新“解放后隐瞒历史”，加上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张权因《关于我》这篇文章，被院领导视为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工资连降三级，暂留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1961年3月，张权被逐出京。独自携小女儿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黑龙江哈尔滨歌舞团。
莫桂新之死
1958年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规定，凡“攻击肃反斗争的”，一律划为右派，凡被划为右派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出党出团，并把右派分子按不同程度分为六类。莫桂新被划为最严重的第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高墙电网环绕的北京劳动收容教养所位于宣武区半步桥(今自新路)。据“调查表”记，收容莫桂新的日期为1958年2月15日。那天，中央实验歌剧院通知莫桂新和张权下午一起去院里开会。离家时两人同行，晚上回来时仅张权一人。纪纲和纪岚曾去探监，北风刺骨，姐妹俩排着队边等边哭。当她们终于见到爸爸时，哭着扑到爸爸怀里，爸爸嘱咐她们：“你们要听你妈妈的话。”王宏韬、巴鸿、杜高也先后被收容到这里。王宏韬和莫桂新在同一牢房，每天读报学习，认识罪行。收容所规定，当事人如不服可申诉。事实上，申诉的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罪上加罪。牢里的右派都想早点去劳改农场，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早日解除教养；此外还有个原因，收容所里吃不饱，这里每人一天定量三两六(十六两一斤的小两)，上下午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外加咸菜或熬菜叶。饥饿搞得人身心俱疲，巴鸿最后饿得在裤带上钻了三个眼，才把裤子系紧。
莫桂新认罪态度好，当了牢房组长，王宏韬是副组长。莫桂新劳动积极，每次打扫厕所时都非常卖力。不过，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和个人爱好毕竟难以泯灭。闲暇时，莫桂新常爱哼一些外国名曲。一天，他对王宏韬说：“我谱了一首曲子，唱给你听听。”说着便哼起了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旋律优美，透出淡淡忧伤。当张权最后一次去给莫桂新送衣物时，竟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上一面。据王宏韬回忆，他和莫桂新是在1958年5月8日离开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那天夜里，数辆押运犯人的带篷卡车停在收容所门口，车头上架着机枪，探照灯把院子照得贼亮，荷枪实弹的军人站立两旁。莫桂新和几百名右派扛着铺盖卷上了卡车，被直接押送到前门老火车站。
兴凯湖原属我国内陆湖，晚清时被大部割给沙俄，后为中苏界河。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建劳改农场。这里是理想的天然监狱，陆地到此变窄，像一道大堤向前延伸，通向湖中一个三面环水、地势低洼的小岛。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即使逃到对岸，逃犯也会被苏方送回。兴凯湖农场有条规矩：凡越狱逃犯被抓回来，不需要经法院批准，可就地枪决。莫桂新一行到达总场后，莫桂新与王宏韬被分到七分场同一个组，仍是莫桂新当组长，王宏韬当副组长。七分场离总场约几十里地，几百平米的范围里，矗立着几排营房一样的平房。每组30人，睡在对面两排大通炕的屋子里，组长与副组长分睡炕头炕尾，以便监督。
在农场，右派们主要干两种活：一是背草。在荒淀子里把打下来的草运往场部，准备冬天烧炕用。每天背草要走两个来回，约60里路。背的多少，全靠自觉。莫桂新每次都尽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沟。挖排水沟是为了把湖淀子的水弄出去，便于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铁锹挖土八立方。一立方土3000斤，膀子都快累折儿了。大伙都拼命干，以此来减轻心理痛苦，净化心灵，争取早日“摘帽”，与家人团聚。当时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的二十多个都是流氓、小偷和无业游民。右派中，打“同类”小报告，以求邀功赎罪的人并非少数。有的管教还利用刑事犯来整右派。在一次批斗右派的会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纵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粪坑里。不过，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没给他使过坏。他为人正直，劳动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幽默的话来化解冲突。据王宏韬回忆，有一天，赶上大礼拜(农场两个星期歇一天)，两个右派举行精神会餐。一位说：“全聚德的烤鸭没治了，我回到北京就吃烤鸭。”另一位说：“吃烤鸭的话，我请客。”最后聊到吃完烤鸭，带鸭架子回家煮汤。这位说：“别看你请我吃烤鸭，但那鸭架子我得带走。”那位不干了，说：“我请你客，凭什么鸭架子还得你带走！”莫桂新在旁劝道：“你俩吵么？鸭架子在哪呢？咱们先说这个鸭架子有没有，然后再说怎么分。”王宏韬认为，尽管莫桂新到劳改农场后，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天性，变得开朗了。但人最痛苦的还是内心的矛盾：既觉得委屈，又想积极改造，早点出去，所以思想包袱很重。“调查表”对他的表现有如下记录：“该人来场后认罪认错。担任组长，主动搞好文艺活动，如教唱歌。劳动尽到主观努力，抬土抬双筐，遵守纪律较好。”杜高说：“如果莫桂新没做到那样，劳改农场不会有如此评价。”
杜高和巴鸿比莫桂新晚到兴凯湖农场，分在八分场。两人很快被抽调到总场由劳教犯和劳改释放犯组成的文教队，那里集中了京剧、歌舞、曲艺和话剧等多方面人才，任务是配合政府对“两劳”人员进行思想改造。据杜高回忆，8月的一天，他在总场礼堂门口，看见七分场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来到总场，莫桂新高举红旗走在前面。莫桂新告诉杜高，他现在还不错，劳动很愉快。当时莫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好。报喜队伍走后，旁边的管教问杜高，刚才跟他谈话的是什么人。杜高说，这个人又会唱歌，又会指挥。管教说，你马上把他的名字写给我，我把他调到总场文教队来。杜高听了很高兴。万没想到，莫桂新没等到这一天，就突然病逝了。
王宏韬回忆了莫桂新病逝经过：“8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的不干净，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于是管教干脆在厕所旁搭了个草棚，重病号全住在里边。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70次，而他几乎是上百次。当时农场初创，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医疗条件更谈不上。七分场虽然有医疗室，但医生水平很低，这个病起初未引起重视，等到发现后吃药，已经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就死了。”“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二、继发性痢疾。杜高认为，“调查表”中记载的病因诊断是可信的。
巴鸿在总场见到了莫桂新最后一面。他撰文记述：“有一天我正在总场礼堂（剧场）台上排戏，有人从大门外进来偷偷告诉我，莫桂新被七分场送来总场医院了。当时必得是重病号，分场治不了的（也是有选择的）才送总场医院。赶牛车的人正在休息，车就在礼堂大门口。我马上跑到大门外，就见有一辆牛拉的小排子车，上面躺着一个被毯子盖着的人，我跑去一看，是莫桂新。但是他闭着眼睛，我叫他，他可能已经听不见了，没有反应。莫桂新本人是蛮英俊的，个子也蛮高的，可是现在脸也小了，个子好像也缩小了。我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反应，牛车就赶走送医院了。第二天我随文教队去其他分场演小节目，回来听说莫桂新已去世了。埋莫桂新的坑说不定就是我挖的。”当时总场文教队担负着一个特殊任务：每年4月到10月不上冻期，要预先在坟场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备使用。巴鸿当年曾参与挖坑，故有此说。“调查表”记录莫桂新“死于医院”。可能莫桂新在去总场医院的路上，就已经不行了。他的痛苦、屈辱、疑惑、无奈和希望，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划上了句号。
据“调查表”记，莫桂新的死亡日期为1958年8月15日，8月16日，农场通知莫桂新家属。有人说，莫桂新是“右派死亡第一人”，此说有误。在“调查表”中，原北京八中数学教员、右派张三元，1958年8月1日因脑溢血死于兴凯湖农场，比莫桂新早去世14天。是否还有比张去世更早的右派，就不得而知了。奇怪的是，在“调查表”里未见到在那场食物中毒事件中与莫桂新一起去世的其他难友的材料，看来这份“调查表”并不完整。作为上报材料，农场可能有所隐瞒；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他死亡的人，并非右派身份。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太阳岗是埋葬死亡劳改、劳教人员的坟地，位于兴凯湖边，离总场约十多里路。它是湖水长期冲击沙滩后，形成的一道高约十米的土丘。总场医院死了人，就把尸体弄上车，拉到太阳岗埋掉。1958年12月，王宏韬调到总场文教队后，曾与巴鸿谈起莫桂新之死，两人还专门跑到太阳岗去寻找过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见一块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后来，连那块牌子也没有了。莫桂新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退还给了家属，其中一块高级手表和一块蜡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儿那里，成为永久的纪念。
50年代初，姜德明曾听过莫桂新录制的歌颂藏民解放的唱片：“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高山顶上哟放红光。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民生活变了样……”三十多年后，他写道：“如果我真的再听一遍的话，除了喜悦之外，我相信还会含有一点苦味在内。当然，这是歌者事先难以预料的，而我，现在是体味出来了。”
“我忘不了老莫……”
1962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张权以“摘帽右派”身份，在北京连续举办了13场个人独唱音乐会。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提到，当时她也去听了张权的独唱音乐会，看到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中间休息时，罗隆基还到后台给张权献花。几天后，罗隆基对章诒和提起那场音乐会：“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彩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莫桂新也获平反。但家破人亡、丧夫之痛刻骨铭心，兴凯湖农场是她心中永远的伤心地。她曾对音乐家李凌说：“莫桂新太不幸了，他很爱我们的女儿，所以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去墓上看他。”但她终于没有勇气踏上那块土地。
方掬芬曾问张权：“你的年龄并不大，怎么不考虑重新组织家庭生活？”张权答道：“老莫去世的时候，我只有38岁，很多老同志关心我的生活。但是我想，再来一个人，对我本人会是很好的，但对我的孩子，对我的老人会怎么样？如果他们处不好，不快乐，我能幸福吗？”须臾，她又说道：“我有音乐。再说，我忘不了老莫……”
1993年6月16日，张权因肺癌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终年74岁。根据她的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6月28日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张权和莫桂新举行追思已亡弥撒。他们的婚礼当年就是在教堂举行的。张权的遗体和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颐和园后身的天主教墓地。
这对风雨中的伴侣，终于在天国相聚；在那里，他们将永不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