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
谭力夫提出“血统论” 遇罗克不惜把命拼
文革时期的种种怪事中，红卫兵自己害自己是最常见的现象。而这现象中最典型的要算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谭力夫的所谓“对联理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以高干子弟为主的部分红卫兵组织在校园中贴出一付引入注目的对联，内容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了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并在学校集会上进行演讲，声称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
这种“血统论”的观点，本来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在奴隶社会里，战胜的部族把战败部族的俘虏作为奴隶，战胜者成为奴隶主，他们的家族就称之为贵族。贵族只与贵族联姻，认为那样才能保持其“高贵血统”。在封建社会，皇帝的位置是世袭的，皇帝的长子一般都是未来的皇帝，未能当上皇帝的皇子们则封为王侯，女子为公主，与之联姻者为王公贵族，自誉血统高贵。偏偏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自称是最坚定、最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红卫兵们，居然把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血统论”抬了出来，而且捧为神明，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可悲的是这歪理在那个年月里居然成为正理，反对者纷纷遭到严惩。北京某工厂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不同意“血统论”的观点而写出了《出身论》，结果遭到逮捕，并于1970年3月被杀害。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三六班学生王克华因为对“血统论”的对联提出不同意见，结果被当场打死。这种“血统论”观点一直延续到整个文化革命时期，当时无论是招工、招干、招兵还是上大学，都要先填报家庭出身，出身于“黑五类”家庭者，一切免谈。偶尔有个别幸运者，也要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谭力夫等这一批最先提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他们当年造反时，因父母还在台上担任高级干部，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们自然就是“自来红”的好汉。而随着文化革命的向前发展，大批老干部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轻者罢官免职，重者身陷囹圄。一夜之间，这批红卫兵自己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又受到其他“红五类”子女的欺负和政策的歧视。此时此刻，他们才知道什么叫“文化革命又一怪，红卫兵自己把自己害”。
红卫兵朝拜“红太阳” 老贫农串连“看祖坟”
朝拜圣地，这是宗教信仰者们的一种活动。而在文化革命中，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高呼无神论口号的红卫兵们却以大串连这种行为，进行着宗教史上也很少有过的“大朝拜”。
大串连者的圣地是“红太阳升起的北京”。1966年9月到11月，北京市每天要接待外地到京串连的红卫兵数十万人。一批批孩子扬着笑脸，兴奋地朝北京踊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红旗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北京各大学中学已停课闹革命，他们的校舍被开放为接待站，由于人员众多，不少机关单位也纷纷腾出办公室和招待所作接待站。红卫兵外出串连，有关单位要免费接待。
除了到北京朝拜串连外，不少红卫兵还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毛主席战斗过的井冈山等圣地串连朝拜，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免费吃饭，免费住宿，大串连使许多人过早地享受了免费旅游的待遇，当然，这一切都只与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有缘。
在大串连的热潮中，不仅红卫兵小将们踊跃串连，就是一些上了年岁的老贫下中农也组织了“红卫兵”组织，也参与了朝拜。在我的家乡毕节，有几位不甘寂寞的孤老头子组织了一个“老孤寡造反队”，他们也制作了红卫兵袖章戴在臂上，他们也外出串连，买不了车票，他们就穿草鞋前往。他们的串连目的地不是北京，而是韶山。问他们去做什么，“孤寡造反队”的队长答曰：“我是要去拜见毛主席老人家的祖坟，如果他家风水不好，怎么能出毛主席这个大救星？”这几个老头子还真的去到了韶山，在毛主席故居前，他们极为虔诚地掏出家里带来的“三柱高香”，朝着伟人的故居直瞌响头，引得其他红卫兵的起哄大骂：把封建迷信搞到伟大领袖的家乡，居心何在？吓得这几个老头收拾东西赶快跑了。
这场席卷全国的大串连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1966年12月1日，中央明令禁止才慢慢走向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