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在面临着一个残酷而严峻的现实：债务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终结者。或者说，债务正在成为趋势的主导者。
债务是条带血的主线，它逐渐从私人、企业层面向政府层面过渡。这也意味着债务危机的杀伤力越来越大，解决债务问题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棘手。
要关心未来的趋势，不可以不关心债务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正在对债务进行货币化，底线不断被突破，中央银行与各自财政部门的协调行动，使得中央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受到严重损害。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存在着被财政部门当做弥补巨额财政预算赤字工具的倾向或者隐患，这同时也意味着债务越来越有“实力”成为“终结者”。
对于美国而言，其所有的借款都是以美元计算的，美国通过印制美元即可还债。但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对于外币计价债务，一国政府不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还债，因此，在历史上外币债务的违约情况更多。
但是，即便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过多的负债也会使其不堪重负，从而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罗格夫和莱因哈特证明，当债务与GDP之比升至90%以上时，GDP大约会下降1%左右。债务的终结性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即便是以本币计价的债务，如果政府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稀释，也存在着非常大的隐患。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会中断，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容易沉重地打击人们的信心。另一方面，民众的消费能力被削弱，使得经济结构更加畸形，而这正是当下中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当经济的成长性处于良好状态时，债务问题很容易被掩盖起来。一旦经济的成长性中断，相关问题暴露出来，显然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消费者和企业的储蓄是私营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而投资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是，那些储蓄也用来融通政府债务。除非中央银行选择印钞，否则政府债务就必须通过私营部门来融通。这意味着如果财政赤字过大，将会挤掉私人投资。而我们看到，私人投资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满足私人投资需求，生产率增长和新就业创造就会中断。”
日本的例子很有启发意义。“政府的债务与GDP之比在1990年是51%，到2011年年末已升至220%以上，几乎全部吸收了日本公众相当庞大的储蓄。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名义GDP目前仍停留在17年前的水平，连续20年没有任何就业净增长。”当政府债务把本应供给私人投资的所有资金都吸收走，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被“釜底抽薪”。
不难发现，政府所谓的举债发展经济的说法是多么荒唐可笑。
经济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过多的人为干预必然破坏经济的运行规律。问题是，很多政府总是喜欢拿出短暂的成效，来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从而为自己变本加厉的举债行为找到合法的借口。诚如作者所言：“债务催生的繁荣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决策英明，金融机构赢利能力超凡，国家的生活水平优越，但此类繁荣大多结局悲惨。”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过度举债现象。“无论政府还是银行、公司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这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
表面上来看，中国的债务尚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把各种隐性负债算上，把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负债也算上，将是一个令人震惊并忧心忡忡的数字。
西方国家的负债与其过高的福利体系密切相关，每逢民主选举，民众总是把票投给承诺提供更多福利的竞选人，导致相关国家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许多高负债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当经济增长远远滞后于福利的增速，快速累积的债务就很容易引爆危机。
中国的债务形成原因则与此完全相反。中国是一个投资拉动型的国家，各级政府官员会出于自身利益，把大量的资源用到投资方面，为此会不惜大肆举债，累积大量负债。这种债务的形成原因隐患更大。中国高税收下的低福利体系意味着，一旦遭遇危机，民众脆弱的抗风险能力很容易使经济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演变成社会危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更应该重视债务危机的巨大危害性与破坏性，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