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后发优势抑劣势？〉提到2003年旅澳洲学者杨小凯的预见：在不改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也必然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被蚕食！
杨小凯的先见之明令人吃惊，完全讲中今天中国的状况。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James Buchanan在2002年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是杨小凯所做的。”
1968年，年仅19岁的杨小凯，在长沙以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判刑10年。1979年出狱后在湖南大学旁听一年，次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三年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旅美经济学家邹至庄推荐，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洲Monash University聘为终身教授，后成为经济系首席教授，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可惜在2004年肺癌去世。虽英年早逝，短促生命却成就非凡。
1979年以一个中学学历的出狱者，几年就踏上辉煌的学术旅程，是否有点不可思议？关键之处几乎无人想到，原来是拜文革十年牢狱之赐。
1968年，中国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绝大部份教授、老师都被送到监狱或关押在“牛棚”。杨小凯在监狱遇到各式各样学富五车的知识人，他拜二十几位教授为师，十年里精研英语、数学，熟读《资本论》，做了5、60本读书笔记，打下坚实的学问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独立思考和不断钻研的精神。
“祸兮福所依”，杨小凯坐牢因祸得福。至于在监狱外的“广阔天地，大有所为”的红卫兵们，即使从“停课闹革命”转为“复课闹革命”，中学、大学所教的都是“革命”：没有教师，即有也不敢教革命之外的真正知识。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说：“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我们的领导还都是博士硕士。”不过，现在大陆的所谓博士，就像胡适以前说“不要儿子，儿子自动来”一样，官场需要博士时，大学自动送博士来。
文革期间的中学生现在到掌权的时代啦。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掌权者，都是胡德平所说的“几乎成了文盲”。大陆网民翻出清华博士习帝在G20峰会开幕演说时，把先秦史籍中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错读为“通商宽衣”。（因残体字的“农”字是与衣字相近的“农”）。
那时的中学生，即使进入大学，也是文革刚过，许多教授即使复职也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敢倾囊相授。受过大学教育不是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就没有读过大学。但大学最大的作用，就是养成一个人阅读求知的习惯。在闹革命、打砸抢、破坏传统、否定知识、阶级斗争中成长的人，最擅长的是政治斗争，最不擅长的就是阅读求知。
现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七个常委，只有李克强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其他都只是专科、党校、工农兵学员。当然，他们都是博士、硕士。他们都曾经是意气风发的红卫兵。“福兮祸所伏”，只是受祸害的是老百姓。“文盲”依然可以作威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