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1831年－1863年），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
石达开十三岁时处事已有成人风范，因侠义好施，常为人排难解纷，年未弱冠即被尊称为“石相公”。
道光年间，官场腐败，民生困苦，石达开十九岁那年，率四千余人参加金田起义，被封为左军主将。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意为“羽翼天朝”。在几年里石达开多次大败清军，被清军称为“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定都之后，诸王（包括“天王”洪秀全）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1853年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石达开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赶回阻止，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逃出天京，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遇难。
史学家把“天京事变”当作太平天国起义的转折点，这倒没什么异议，问题是为啥出现天京事变？为啥他们利用宗教号召起来民众，却后来成为相互倾轧、相互残杀的工具？东王杨秀清就是装天父下凡，责打洪秀全，并把自己封成万岁而被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把他和其同党清洗的。这反映出一个道理：自己配药自己吃，自作自受。这就是一切邪教的重要表现——权欲熏心。为了权力与金钱什么坏事都可干的出来。就如同现在的中国社会一样：中共不依照法律而行事，只靠权力，结果它们内部对它们也是如此。所以出现了原本阻碍信访的信访局局长上访，无人过问的局面；出现了警察上访被抓被关进黑监狱的情形。一切事情其实都是给自己做的！
石达开回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此时天王也觉得韦昌辉做的过份，此时韦昌辉也觉察出不妙，于是带兵围攻天王府，后来被诛杀。
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他不计私怨，追击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挡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由于受天京事变的影响，洪秀全不再相信异姓人，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开始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根据现在史学研究成果，石达开最初离开天京时只是带走几千人马。
此时的石达开是在无奈中选择的，留在天京也许小命不保，投降清政府也不可能，归隐山林不是时候，唯一的路只能是带兵出走，另开根据地。
石达开一走，天京又陷入重重包围之中，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持“义王”金牌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他顾全大局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尚有四万余人。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始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年仅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