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中）与顾维钧、黄蕙兰在华盛顿举行的慈善会上。
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家中，顾维钧（1888-1985）是声名最显赫的一位。他曾任驻法、驻英和驻美大使，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尊严，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顾维钧一生先后有四位夫人。在他事业峰巅时的妻子黄蕙兰，对襄助其成名功不可没。黄惠兰女士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其家族及本人的轶事甚多，值得玩味。
一、“糖王”，华人的传奇
黄蕙兰1901年生于爪哇，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时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祖父黄志信，早年是一个“偷渡者”，曾因反清遭缉拿，从厦门出逃，在海上漂流数月到爪哇。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过着“数米为炊”的日子。硬是靠勤劳、智慧和节俭富裕起来。离世时，他给后代留下了七百万美元的遗产。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奕柱），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他经营糖业，世称“糖王”。黄仲涵一生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吃、喝、结交黑社会和娶姨太太。难能可贵的是黄仲涵热爱祖国，“捐大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役”。他还热心公益事业，斥巨资创办东英中学和华侨学校。
黄仲涵年轻时就嗜赌。一次父亲教他去收地产租，他收一万卢比（荷兰人称盾）回家时，途经赌场禁不住诱惑，破门而入，直到输掉最后一个子儿。他痛悔自己是个不孝儿子，想投海自沉，忽然想到辞世前应向他一个心爱的女人、一位长他多岁的寡妇告别。孰料，那位深爱他的寡妇，倾囊而出将自己的一万卢比送给了他，免了他一死之念，从而东山再起。
黄仲涵是爪哇岛上第一个剪辫子的中国人。洋人看不起中国人，骂他们是babi（猪）。只准华人集中居住在中国城内。黄仲涵用金钱和智慧打破这一禁令，雇佣一荷兰男爵做他的律师，与荷兰总督、威廉女王驻爪哇的代表过从甚密。一番铺垫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爪哇第一个在欧洲人居住区购置产业的中国人。黄氏府邸占地二百多亩，傍山枕水，亭台楼阁，气派非凡。仅园丁就有五十余名，除私家花园还有私家动物园。
黄仲涵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女人。黄蕙兰的母亲明娘，是他明媒正娶的正宗夫人。此外，得到黄仲涵自己承认的姨太太共有18位，42个孩子。据黄蕙兰的回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黄仲涵十分注意血统。他们家族有小拇指弯曲的遗传，凡是小拇指不弯者，糖王概不承认。戏剧性的是，糖王最心爱的女儿黄蕙兰的小拇指就是不弯的，而糖王却认定是自己亲生的。因为他坚信他的大太太是绝对不会红杏出墙的。这是个庞大混乱的大家族，黄蕙兰与顾维钧结婚后由伦敦回北京，途中在槟城下船。忽然有两位小姐拍她的肩膀，微笑地对她说：“我们是你的妹妹。”黄惠兰不识，再看看模样，的确相像，且小拇指是弯曲的。糖王最后一个姨太太贺露西的儿子在美国爱上了糖王另一个姨太太的孙女儿。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男孩的父亲却是女孩的祖父。他们在美国不能结婚，最后跑到荷兰去办婚事。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东，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号大美女。15岁时嫁给黄仲涵。教魏明娘惭愧的是她只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琮兰和蕙兰。为防止丈夫涉足烟花柳巷，便容忍了丈夫纳妾、再纳妾的行径。
自黄仲涵纳妾后，魏明娘与其关系便日渐疏远，钟情于佛事了。黄蕙兰在晚年自述中说她的父母生肖相克，一个属虎，一个属龙，龙虎相斗命中注定。魏明娘后来干脆带着黄蕙兰远走伦敦，永远地离开了黄仲涵。黄仲涵猝死，她也不肯见最后一面。
二、黄蕙兰多姿多彩
黄蕙兰锦衣玉食，家中备有中欧两式厨房。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她与父母进餐时，有一个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餐具都是银制的。
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黄蕙兰3岁时，送她金项链上的钻石重达80克拉。黄仲涵不过问女儿的教育，魏明娘除延请英文教师外，还请人教习音乐、舞蹈、美术。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枚金枝玉叶上。
父母的娇惯，使黄蕙兰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挥金如土的阔小姐。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才能。
黄蕙兰聪明美丽、追求时尚。她在暮年追忆人生之旅时说，一次在随母赴欧洲的轮船上，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德国军官，痴情地单恋了7年之久。而那时她仅7岁！她自幼喜欢小狗和马。父亲为她请了专职的马术教练，常与年轻的男骑士们赛马。因缘际会爱上了一位19岁的赛马对手小邝。他是广东一位银行家的公子。黄蕙兰父亲的密探像影子一般追随着她。当父亲调查到小邝已婚并有了孩子时，立即警告她中止这种草率行为。黄蕙兰认为他们很匹配。她爱他。她说只要他离婚，她就嫁给他。母亲严厉斥责她：“离婚是英国人的，不是中国人的。”父母联手行动，关闭她在外自租的房子，把她的马车、马运回爪哇，并预订了返程船票。小邝的信函也被黄蕙兰的父亲截获。她的浪漫的梦，随着“一战”的炮声，渐渐远去。
母亲彻底讨厌父亲娶妾的行径，带着黄蕙兰到了英国。在伦敦，黄蕙兰开着母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日落而出，日出始归，疯狂地周旋于社交界，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她很自豪：“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年轻风流的伯爵们如狂蜂乱蝶追随左右。母亲希望她打入英国上流社会，光宗耀祖。黄蕙兰憧憬着有朝一日与一位公爵结婚，能在私家的信件上印着公爵的冠冕并戴上公爵夫人的宝冠。但她似乎与每位男友的相爱都是闪电般的，“我玩得太高兴了，根本不想恋爱的事，婚姻意味着责任！”又说：“我总是越过现在的伴侣的肩头去远眺他人。”
黄蕙兰一生亲善动物，尤其爱养狗。有人评论她“爱犬甚于爱子”。在巴黎，她所宠爱的一只小狗所喜爱的石头不见了，小狗每晚都伴着那石头睡觉。是晚，小狗一夜不眠。黄蕙兰打发家中六位仆人屋里屋外找那块石头，遍寻不见。数日后，那块石头在地毯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她以为是“精灵”再现。那只小狗死后，她把那块石头做陪葬。她认为她在北京的几年，最得意的事业是繁殖品种名贵的哈巴狗，多时达五十只，请两名仆人照料。她的奢侈生活，遭到报纸的谴责。当她知道用这么多钱养狗，可以养活三个村的老百姓时，她“害怕起来”。她只留了三只，将其余的全部卖掉，将养狗的费用在公馆门口办起一间施粥厂，每年冬天还给穷人发些棉衣……这一慈善活动，直至她离京赴法为止。垂暮之年，歹徒入室抢走她五万美金的首饰，在歹徒捆绑封她的嘴时，她挣扎着哀求说：“请别伤害我的狗！”
黄蕙兰与母亲在意大利生活了一段时日，母亲突然说要去巴黎。黄蕙兰不肯，说意大利还没玩够。母亲坦言相告：巴黎有位对她有兴趣的先生在等她。
三、顾维钧一见钟情
那个在巴黎急于与黄蕙兰见面的男人叫顾维钧。时年32岁，任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第二代表，驻美公使。他曾有过两次婚姻：前一位是遵父母之命的张润娥，有名无实，离婚。第二任妻子是有缘无福的唐宝，因分娩难产而亡。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主人家钢琴上陈着一帧黄蕙兰的玉照，十分欣赏，直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琮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
会见的宴会上，蕙兰被安排与顾维钧比邻。黄蕙兰对他的第一印象比较平淡，见他理着老式平头，衣着与当年追她的朋友相差甚远，尤其是听说顾维钧既不会跳舞，又不会骑马，甚至连汽车也不会开，不免有点失望。
而顾维钧非等闲之辈，凭借自身的魅力令黄蕙兰感到他时时处处在关爱自己。宴会进行一半，黄蕙兰便有点陶醉了。他们适时地溜号到一条名为“钟情路”的马路上散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有专职司机，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后来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国事包厢。黄蕙兰窃思，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爸爸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那几日，顾维钧每天差人给她送花，有时一天几次亲自造访问候。有一回为了找她，顾维钧竟然追之美容院门口等她。顾维钧以一种自信、从容的姿态引领着黄蕙兰去展望一个新世界。崇尚荣华的黄蕙兰早已为之倾倒。顾维钧说：“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黄蕙兰说。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黄蕙兰凝视着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顾维钧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令黄蕙兰迷惑的是，他并没有说爱她，他也不问她爱不爱他。黄蕙兰的母亲坚定认为：顾维钧是一个梦想中的女婿，一个属猪，一个属虎。生肖相合。她为有这样一乘龙快婿而自豪。姐姐琮兰劝她：“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一个凡庸之辈做丈夫。”而父亲了解了顾维钧的婚史后，坚决反对，以至后来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顾维钧加大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与他同回华盛顿。而且他表示到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一个正大光明的婚礼。
婚礼十分隆重、排场。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时为1920年10月2日。
新房是旅馆一间大套房。当黄蕙兰挑选一漂亮的晚装走进套房起居室，希望得到新郎的称赞，可顾维钧连头都没抬一下。他正在办公，口述备忘录，四个秘书在做记录。洞房花烛之夜，他们是在开往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因为国联大会次日召开，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团长。
黄蕙兰晚年对此感慨良多，她说她敬佩顾维钧的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她又说，“他娶妻子把她当做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做家中的一把安乐椅。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和气愤了。”
四、花开花落水自流
尽管顾维钧和黄蕙兰的结合，最后没能善终，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曾热烈相爱过（1920—1956），谁也不能否认顾维钧的外交成就中，有黄蕙兰的功绩。顾维钧也承认：“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最喜欢与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三日一大宴，四日一小宴招待他们。”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钱。顾维钧在自我评价他的三次婚姻时也很中肯：唐宝给他带来顺畅的仕途；黄蕙兰的财富替他点亮他的外交生活；严幼韵让他享受爱情和健康。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顾维钧是位才华出众的人才。外电评说：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是位博得世人“无限的敬意”的外交家。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对黄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尊重的国家。”因此，在三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在最初的外交活动中，黄蕙兰不懂礼节，根据自己的喜恶，在接待宾客时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顾维钧批评她：“这不是私人宴会，这是代表国家款待客人。”夫唱妇随。渐渐地，黄蕙兰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由于她懂六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深受欧洲人欢迎，“被当做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团，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国以及别的国家要根据顾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黄蕙兰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宋美龄接见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致。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二十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顾维钧的职务在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倍感荣耀。
她大方、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做诗，并试图与她调情。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的外交官轻佻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反问：“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为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她的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逝，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地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晚年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