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鲁迅抱怨无处写这两句话的时候是1931年，此时国民党已经统一全国。在这之前的1926年，鲁迅还是有地方写的。
这一年，鲁迅以连续七篇文章汇入当时汹涌的民意，一举攻掉了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起因是为抗议八国通谍，李大钊等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47人。这一天是三月十八日，史称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政府为开脱责任辩称是学生先开枪。此说刚一出口，便即遭到当时如《京报》《语丝》等众多报刊的痛驳。不仅如此，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的跟踪揭露评论，使得真相浮出水面。而段祺瑞尽管事先不知情，事后长跪不起，但终于难安其位，挂冠而去。
平心而论，面对几十条人命，段祺瑞丢官去职完全应该。但段祺瑞在教科书上是被定义为军阀的，军阀也者，应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只是，段军阀身为总理，曾数度执政，曾三造共和，曾位高权重一时无两。为何没有将那些诸如鲁迅之类的杂音河蟹掉呢？
河蟹掉一小撮如鲁迅之类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从而稳定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很有必要的。于公，可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于私，可以继续总理中国，不失权柄。
然而，段祺瑞选择了下野，把自己河蟹掉了。奇怪，当年那个领衔逼退宣统，击碎洪宪帝梦，赶走张勋，三造共和的段合肥哪里去了？
习惯于四九年之后思维的我们实在有点不大明白。
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
“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
民国的大人物大都见过清朝大人物的样子，（或者如徐世昌等人本身在前清就官至宰相），规行矩步，往往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气度。清朝大人物们是封建官僚，当然有封建官僚的许多毛病。但也有一条好处，就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同光年间翰林四谏望重当朝，笔锋扫处，军机府道，无不凛然。
跋扈如慈禧，当年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大发雌威，执意重处护军，从军机到刑部明知枉法而束手无策。最终靠陈宝琛、张之洞两道片纸回天，当时朝野振动，乃知言官不虚设，舆论之可畏。
这些旧闻，与张之洞同立当朝的北洋两巨头袁世凯、徐世昌是知道的。
袁世凯因为深知舆论的厉害，所以从他打算做皇帝的那一天起就着手严格控制舆论。1915年，在称帝前的紧锣密鼓中，老袁一口气查禁了《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等多家反袁报刊，全国报纸销量锐减。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赞成帝制的河蟹声音。8月十日，袁的御用首席外国专家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代表全国人民论证中国适合帝制，帝制适合袁世凯。接下来的事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全国人民一致强烈要求袁世凯同志就任皇帝，一片河蟹。
不料，仅仅十天之后，一个别有用心的的人士发了一个极不河蟹的杂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从头到脚将帝制论驳了个体无完肤，立论之深，力透纸背。大胆发这篇帖子的是上海的《大中华》月刊，随即加入大胆行列加以转贴的有《申报》、《时报》等大的论坛。当时，一片哗然。
袁世凯是谁？是李鸿章之后最具实力和权势的汉大臣。自小站开始，袁手中的北洋六镇是晚清的绝对主力，后来也是民国初年陆军的绝对主力。至少在此时，北洋军还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中。
手握十万雄兵，身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竟然没奈何得了一个书生梁启超，一份小报《大中华》。
失败，太失败了！
徐世昌也知道舆论的厉害，毕竟是翰林出身，加上有老袁的前车之鉴。在整个四年左右的任期内，徐大总统基本上没打过能完全控制舆论的妄念。有一次，老徐倒是真的下令检查新闻，不过很不理想。
那一年是1919年，在巴黎开的瓜分会议上列强内定由日本接替德国接受在山东的利益。学生愤怒了，一小涅还走上街头不太稳定。迫于无奈，老徐下令控制舆论。谁知此令一下，舆论彻底翻了天。不仅学生，而且北洋内部都有不安定不团结因素。
吴佩孚是北洋系统内为数不多的秀才师长，此时成了体制内最不安定因素。连续发电支持学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这，简直就是指着老徐大骂他全无人心嘛。
全国一片混乱，老徐再也扛不住了，合约拒签，坚决拒签。于是学生成功了，史称五四运动。从此，一直到再次吃吴秀才的亏，被赶下总统大位之前，老徐相对都比较消停。
失败，也是失败！
与袁徐长期在清朝官场滚打的经历不同，段祺瑞尽管也是出身淮军参与创建北洋，但段曾留学德国数年，亲身经历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段祺瑞立刻《报纸条例》，彻底开放报禁。一直到三一八惨案发生，报刊舆论已经严重威胁到段的政治生命的时候。段祺瑞都没动过控制舆论保持权位的念头，反而以去职来担当责任，这是一个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段担当的还不只是政治责任，还有内心的良知责任——终生食素。
多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段祺瑞因病身体状况恶化，医生强烈建议改变素食习惯以增加营养。段严词拒绝，不久病逝。
段是一个旧式人物，或者也是军阀，可是这个军阀的操守和人格与后世那些至死都不愿放权的山大王们相比，高下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黎元洪曾两度出任总统，但他离开湖北去北京后，一直是个弱势人物。第一次出任总统，被段祺瑞排挤；第二次“法统重光”回任，又被曹锟吴佩孚把持。所以姑且不论其内心是否支持言论自由，单以实际而论，黎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压制言论，相反，很多时候还要靠舆论为自己喊冤叫屈。
冯国璋代理过总统，一年多的时间忙于和段祺瑞内斗。曹锟的总统是买来的，只有被人骂的份。张作霖倒是真的干掉了一个大记者邵飘萍，罪名是宣传赤化，但这位货真价实的party记者真正被杀的原因是参与张部下郭松龄叛变。
所以，北洋那几年，一半因为段祺瑞的坚持，一半因为混乱，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然一度出现过井喷。据叶再生先生所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意义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反正如果那个时代也实行“奉命删贴”制度的话。那些被后世称为大师（尽管这个字眼比较恶心）的人物肯定不会出现，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
比较之下，北洋那些军阀治下的中国居然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