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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十四个特点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山如此,看一个国家亦如此。

近来,诸多评论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远远不够,在许多复杂的原因中,或许有一点值得关注:中日同为东方儒学文化圈,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混杂,颇难研判。圈子外面的人似乎看得更清楚些,否则,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大作《菊与刀》也不会多年来被文化学界奉为经典。

格里高利•克拉克就是一位从外面看日本的人。这位71岁的澳大利亚学者现任日本国际教养大学副校长,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为澳大利亚政府工作数年后客居日本,在多所大学任教达30多年,著述甚丰。这期间,还在香港学习中文。

我和他相识,是在前几年的世界公众论坛“文明对话”第五届年会上,这个俄罗斯、印度、希腊共同主办的活动给予中国文化特殊的重视,单独开设了“全球对话背景下的中国文明”圆桌会议。会议也邀请了几位日本的学者介绍日本的文明,毕竟,它吸纳了来自中国的儒学,并加以发展、变革。

有关中日儒学差异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最为熟知的便是日本的儒学剔除了孔子的“仁”,孔子主张即便对待敌人也要“仁恕”,日本则没有这个概念,否则,也不会有日本侵华期间的种种暴行。这一点,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有着详尽的论述。

作为一个西方人,克拉克先生在认同上述差异的同时,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日本是岛国,由村落文化发展而来,他们的价值观基于本能,或者说,更感性,更实际;而中国是大陆文化,和外界有着长期的冲突和接触,因此价值观更理性。基于此,他总结出了日本人的十四个特点,征得克拉克先生许可,我将这些特点简要陈述如下。

第一,具有强烈的群体性,习惯于听从命令。这恐怕是我们所熟知的,日本人行事整齐划一,好处是听话易于管理,坏处是一旦邪恶势力掌权整个民族会跟从,“二战”时期的对外侵略战争便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人关系之间令人不可思议的诚实。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在大阪附近的一个小村的汽车站附近,放着一袋一袋的新鲜蔬菜,旁边一块破木条上注明100日元一袋,无人值守,全凭顾客自觉把钱放到一个类似储蓄罐的盒子里。在日本,丢了东西不用着急,因为一般情况下拾到的人会送到最近的警察局。

第三,日本人是完美主义者,他们痴迷于秩序。日本人守秩序为全世界人所熟知,各大旅游景点,导游拿着小旗子带路,一群人默默排队跟着向前走的肯定是日本人。他们的完美主义,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卫生间干净程度的追求。日本宾馆房间都不大,但卫生间必定十分干净,好一点的都配有自动的“高级”冲水马桶,这一点毋须详细说明,用过的都知道。

第四,喜欢手工劳作。

第五,集体合作意识强,偏好家族式管理。

第六,对外来事物、思想持开放态度,对外来人却持排斥态度。克拉克先生认为,第三点到第六点,是日本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原因。有趣的是,这些方面中国人和日本人正好相反。中国讲究“难得糊涂”、“中庸”,喜好谈原则不爱做具体事务,对外来的新思想进行排斥,对外国人却持接纳的态度。

第七,意识形态薄弱。这一点在日本政治方面表现相当明显。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几乎一样,正因为如此,2006年小泉纯一郎靠打出邮政改革的旗号就戏剧般地赢得大选。

第八,情绪化、黩武。侵华战争步步扩大,不知收敛,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惨剧,便是明证。

第九,外交、经济政策缺乏战略思考。克拉克先生认为,日本的外交无原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短视,也是造成经济“停滞的十年”的主要原因。

第十,理性主义的缺失。比如说,日本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教育系统,然而大学教育却非常一般,日本不存在理性主义,缺乏真正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第十一,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派别之争明显。克拉克先生认为,即使没有中央政府,日本各地、各部委也可以正常运作。

第十二,道德伦理的基础是重视羞耻,而非重视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彬彬有礼,笑容可掬,遵纪守法,待人以诚,却不肯对过去的罪行认真检讨的原因。

第十三,不喜欢法律条文。这一点令人费解,因为日本至少在亚洲还算是法治国家。不过,有日本朋友说,和西方人相比,日本人遇事更愿意私下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打官司。

第十四,偏好特殊性,不爱普遍性。中国和日本在古代都经历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诸多原则,而日本则只有实践,缺乏普遍原则。

克拉克总结的日本人的这十四个特点,为一家之言,我在此“借花献佛”,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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