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支边内蒙古出发前与同学合影。前排右一是作者
我在报名支边上不属处子，是个二婚头。
此讲是支边报名前我已经在本地农村下乡了。下了本地的乡又再去报名下外地的乡，类似重犯，按庄稼人的话叫重茬。出现这种见异思迁的行为并不是我望着外头的山比本地的山高，而是本地的山高得实在难以登攀，无望之中只好报名上外地的山爬爬看。
事情缘于不久前我在本地下乡的大队所召开的一次会。会是在一个祠堂里开的，到会的都是些蔫不拉几垂头丧气的青年。他们规规矩矩地端坐在摆在天井里的几排四尺凳上。我一瞅这些人，就明白开什么会了。大队部选我这样一个满怀革命激情下乡而来的知青参加这个会，估计是要分派我参与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看来，今后革命、生产两方面的任务还轻不了呢。我显得有些兴奋，看到书记旁边有条凳，就挨着坐了下去。
书记冷冷瞅我一眼，用手指着天井里的四尺凳说：你，坐那边去。
就这样，我在下乡后首次参加了由大队举办的“四类分子子弟教育会”。这次会议举行的圆满成功，只可惜我当时脑子全乱了套，整场下来我只记得一个新名词：“可教育好的子女”。
我明白，自己是因为父亲才获得了被指定坐到天井里去的待遇。按大队领导说，把我这样一位有“叛徒、汉奸、特务”三重头衔的名门之后，列入了“可教育好的”一类，已经是考虑了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第一批报名上山下乡这一坚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因素了。否则，我必归入“不可教育好的”那一边去。
可我并未因大队的宽容感到荣幸。你说，划到可教育好的那一类里面能说明什么呢？只能推理为我们这类人与生俱来就是有错误、有罪孽、甚至是反社会的，只不过还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和机会而已。这不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吗？还不对，人家基督讲的原罪是只要是人就有份，而“可教育好”的原罪，只有我们这些四类甚至九类人等的子女才得以独享。
会议后，大队书记那句冷冷的“坐那边去”的话音，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无法销匿。虽然会议之后我出工更勤，干活更下力，并且积极开展“斗、批、改”，尽一切努力去体现“可教育好”的伟大成果，可我的内心一天比一天冰寒，一天比一天无望，人也一天比一天消沉。
我实话告诉大家，虽然我是积极报名要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可我从来就没打算真的要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自己寻思，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只是让我们年轻人接受再教育，就跟上学一样，从来不会有人把在学校读一辈子书作为奋斗目标的。
总归，国家是要有人建设的，城市里的人最终还要回到城市里去从事城市里的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回到城市里去呢？就跟上学毕业一样，须经贫下中农认定锻炼合格的才有可能。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被划入了“那边去”的阵营，而且在事关紧要的政治上，有可能永远回不到此岸来。一个人如果政治生命完结了，前途也就不存在了。这个现实已经告诉自己，我将一辈子留驻农村，永远回不到城里。
犹如一个刚刚探头进入社会的毛头小伙迎头遭受了现实的一击重拳，那种苦痛是难以言表的。我痛恨眼前的世界，我希望马上就来十级以上的大地震，或者爆发社会动乱，甚至来一场战争，把现有一切都来个彻底破坏和颠覆，然后让世界在完全的废墟上按一个全新的规矩重新进行建设和整理。我还希望毛主席能突然发布一个最高指示，宣布立即解放台湾，我将誓死报名参战，用战争来证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十年后，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中有句极为经典的话：不牺牲就提干。这句话概括了我当时的心境：要不就是为国牺牲，证明我不是坏人；要不就在战争中立功受奖，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真是想啥来啥，就在自己陷入绝望的胡思乱想之中时，东北面中苏边界之战打响了。我异常兴奋，极为兴趣地倾听战事报道，特别注意招收志愿兵的消息。我极为亢奋到处打听，甚至跟在支左中认识的解放军联系，寻找参战机会。，我甚至想，哪怕是把我招去当支前民工也行。十分可惜的是，中苏之间干了一架后，慢慢地就静了下来。我随着消息的稀弱，人也越来越狂躁不安。
一天，有知青聊起支边的事，他说我们县竟然有一百多个人报名支边，这些人过几天就要走了。支边报名的事我早就知道，去的地方好像是内蒙古的一个什么县，许多熟人都报了名。
起初我想，去的容易回来的难，那么远的地方要是回不来就麻烦了，所以就没理会这件事。四类分子子弟会议之后，又有人重提支边一事，忽然就把我提醒了。那个地方离苏联近啊，报纸上说，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平时放牧种地，一旦开战，就都是战士。离战场近打仗机会一定就多，自己既然去不了珍宝岛，为什么不能退而求其次，去报名支边呢。
自己是在本地上了黑名单的人，身上背着的原罪黑锅已经永远无法脱卸，在家跟前，哪怕抬个胳膊迈步腿都会受到限制。如果去了一个陌生的新地方，一切框框都没了，一切都重新开始，这不正是自己所希望的吗？想到这里，我为当初没有去报名支边而懊悔万分，这样的机会因自己的一念之差而失去，将悔恨终身。
不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争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契机。
事不容迟。当天收工后，我洗净两脚泥回到城里，打听好地方，第二天一早，怀着志在必得决心，去了支边报名的地点——“动办”（动员上山下乡办公室）。
“动办”人极为惊诧，说：支边人员明天就发服装了，五天后就出发。他们都是半年前报的名，你这时候才来，黄花菜都凉了。我只有哀求的份，说：老革命，虽然我现在才来报名，反倒说明我对支边这件事很慎重，考虑得透，所以态度也最诚恳最坚决。我已决心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一定要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边疆。你要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咬破指头给你写血书。说着，我就要扯自己的衣襟。
“动办”里的几个人见我缠得很真诚，有个中年人就说：这样吧，目前支边指标已经没有了，你先填个表，列你为备取，明天发完服装，如果有空出名额来，就把你补上。可是一条，就五天时间了，你来得及准备吗。我说，没问题，明天走都行。“动办”人又相互嘀咕了一下，对我说：那你现在马上到父亲单位开个证明来。
一听开证明，就觉得这事八九不离十了，我真是高兴万分。我跑回家，赶快把报名情况告诉妈，她听说我报上了名，眼泪就下来了。妈是从战争中过来的，很坚强。她明白我的处境和心情，对此现状她无能为力，只有靠儿子自己闯荡来改变自个的命运。所以她没拦我。当天上午，我就上父亲单位开好证明，下午回到乡下，把自己的行李一捆，跟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说了下情况，晚上就回了城。
第二天，“动办”通知我已经正式批准为支边战士。我到“动办”补领服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很幸运，是最后一个被批准的人。回头走在街上，我心里是别提那个舒坦和敞亮了，有如一个被绳子捆死又加了块巨石将沉入水底的人，突然挣脱了绳索浮上了水面。我心里指着天，指着地，指着人，指着房子……指着一切骂道：他娘的，老子受够了也受到头了，从现在起，谁也别想再折磨我了，老子看在同呆十几年的面子上最后看你们几眼，一旦走人，对不起，誓不再回。
我怀着恶作剧后的愉快心情在街上闲荡，溜到百货公司门前遇到了阿戆。阿戆是小学、初中、文革就粘一块从没分离过的发小，下乡之后才各自而去。碰上别人我不会言语，碰上阿戆我必须把去支边的实情告诉他，也算作是告别吧。阿戆听完我的最新动向甚为突然，眼睛“提溜”“提溜”地转圈瞪着我看，嘴巴一扁一扁的像嚼屎橛子般，显出要吃人的模样。他找茬似地问：你为啥要支边去？
我为啥去？咱可不想把“子弟会”的缘由告诉他以免引起误解。我说，在乡下活干腻了，这样下去就跟土埋半截似的透不过气来，还是想换个地方闯闯，也许有新机会呢。阿戆听了半天沉默不语，自己低头用脚尖踢石块。踢着踢着，他突然斩钉截铁道：我也去报名。
阿戆这话比他听说我要去支边还让人感到突然。听阿憨说他也要去支边我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只可惜事到如今已经完全成了异想天开的事。我说：别说的轻巧，我们后天就要上火车走了，没可能了。阿戆说，你报得上凭什么我就报不上？
阿戆是个心聪脑明的人，还长了个艺术胚子，吹、拉、弹、唱、跳样样精通。从幼儿园到文革的十几年里，他由文娱骨干成长为艺术领衔，在我们本地学生界，也算名噪一时的演艺大佬。只可惜他跟我一样，文革中眼睁睁地就把队给站错了，被上台掌权的那派人定性为“保皇派”。“保皇派”是现行犯，比历史型的“子弟”罪行严重得多，所以他也只好第一批报名上山下乡。若从这个角度分析，他比我的前途好不多少。所以他也要去支边，我特理解。然而理解归理解，但在方式上却让人感觉到轻率和突然。我想，搞艺术的人大概都有所谓的艺术性格吧，心血一来，立马高潮。要是这样，同学叫他“戆都”（跳大神的）也算没冤枉他。
我劝说道：就算“动办”让你报名了，你爸你妈同意你去吗？阿戆说，先报上名再说，只要“动办”批准了，那些事就好说了。
老天爷教导我们：有志者事竟成。阿戆这方面的运气出奇的不错，他到了“动办”，刚好就遇到了一位来退服装的人，那是一位年龄还差几个月写血书坚决要求报名支边的孩子，报名后父母誓死反对。直到走前，孩子的防线才被家人突破，孩子同意不去支边了就跟家长一块到“动办”还服装。“动办”面对临阵变故，当即就把孩子的服装转到阿戆手上，让他顶了缺。那套服装阿戆穿起来偏小点，阿戆还是很乐意。只可惜我的最后一名支边批准者的纪录让阿戆给破了。
下乡后有一次进山打草，跟老乡们坐马车上闲聊，队长汪志春问我们为啥敢到这地老天荒的地方来，我就把上面这段事跟他们讲了。
队长听完后说：行，你俩小子算是有点尿。当时，我还听不懂东北话，不知道队长这是骂我还是夸我。后来才知道有尿是有种、有本事的意思。可是，刚刚明白又马上迷糊起来，东北人怎么用尿这样的排泄物来表示本事、能力呢？
三十年后，我到了“尿越撒越近，字越看越远”年纪，才体会到东北人在用词上的精妙。可不是嘛，人老了连尿都撒不动了，滴滴答答的，还有啥本事有啥干劲啊。年轻人拉出家伙，尿性足，一呲就呲出七八个垄台之外，正是有劲头，能出活，敢说敢干的时候，这不正是有尿吗？
2022-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