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是很难忘记的。知青下乡插队那会儿，一个瓢泼大雨的茫茫秋夜，在泥泞的乡村岔道口，伸手不见五指，我辨别不清方向，靠着电线杆上路灯微弱的光亮，异想天开地以抛硬币的方式，凭藉硬币落下正面或反面来确定走哪条岔道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按说我是不怕走夜路的，这是打小养成的习惯。记得三年大饥荒刚过，我考入初中，学校是在合肥市北门边上的十八中，而我家当时住在约七公里之外的安徽省冶金钢厂。十八中新建不久，只有一座三层楼房，全校不过初中6个班级，自然不可能收住宿生，而且当时每日须往返十几公里上学的，全校唯独我一个。学校没当回事，父母也没办法，附近没有中学，这所初中已经是离家最近的了。
自那时起，我便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初中生活。七公里的路程，对于那时人小个矮，再加上营养不足的我来说，得走近两个钟头。那会儿大饥荒虽已过去，但口粮和副食品供应仍很紧缺。每天上学前，母亲把早早备好的饭菜装进一个深长的铝制日本军用饭盒（这是她在抗战胜利后，从日本侨民手中买的）递给我，我背着书包，拎着饭盒开始每日七公里“远征”。往往走到半道，早晨喝的三碗稀粥早已顶不住。肚子咕咕叫，而饭盒又在手上，小小年纪哪里受得了如此诱惑？刚开始只是打开饭盒，尝一两勺。走一会儿，忍不住再尝一两勺。就这样走走尝尝，常常人还没到学校，饭盒已经见底。至今仍清晰记得，因为时代久远，加上汤菜浸泡，每次吃到饭盒底部，饭菜已被铝锈浸染成绿色。即便这样，我也一粒不剩地把饭盒里汤汤水水吃个精光。吃完后，索性到路边池塘里把饭盒洗净，装进书包里。
这么七耽误八耽误，上午四节课，我只能赶上第三节。开始，还因迟到被不知情的老师罚站，走了那么远路，再被罚站，有点吃不消。有次我忍不住对老师说，如果我背出今天的新课文，可不可以不罚我？老师听闻此言，立即让我背当天新课，我一字不落地背完，从此老师果然不再罚我了。原来，我在这七公里“远征”中，走一会儿翻一页新课文，然后默念，念不下去，就翻开书看看，再默念；默念完了这一页，接着念下一页。待我走到学校时，当天课程基本默诵完毕。背语文课文，也背数学公式。故而那三年尽管每天“翘课”两节，我的学习成绩却一点没落下。记得有一年合肥市举行全市初中数学竞赛，我还得了个第四名呢。
等到中午放学，同学们回家吃饭，我便揣着空饭盒在课堂里看书。下午五点放学，我到家时，基本上已是七点以后了。冬春时节，每天伴着夕阳往回走，还没走到半道，沉沉夜幕落下，荒郊野岭漆黑一团，电线杆上的路灯如同鬼火般闪烁。这时路上绝无行人，偶尔有辆汽车轰鸣而过，抛下一片静寂。郊外4公里铁道线旁的岭上，有一处高高低低的坟地，稀疏的丛林在微风吹拂下呜呜作响。几只耐不住寂寞的乌鸦冷不丁地发出呱呱的叫声，让夜行少年心惊肉跳。刚开始，走到这里我总会加快脚步，两眼直视前方，不敢朝坟地那边看。尽管如此，每天走近这里，总觉得身后的风飕飕发凉。
多年后，我和同学们下放插队到了安徽省宿松县程营公社。我被分到泥塘大队二队，这时走夜路，我显得坦然平常，胆子也大多了。泥塘三队到四队之间，道上也有一处坟地，白天自然没事，夜晚经过那里，男女知青没有不害怕的，我则常常在深夜里独自往返。有天夜里，我骑车带一个同学回生产队，经过坟地我故意停下车来，吓得她连声求我快走。
扯完闲篇，书归正传。说到掷硬币寻路那次，那是1970年秋天，一天傍晚，我从宿松县复兴镇返回泥塘大队。全程约莫二十多公里，照平时四五个小时也就到了。不料那天走出复兴镇不远便下起暴雨，我要返回复兴镇，必定要住旅馆，得花好几块钱。可我身上没有钱，即使有也舍不得；如果硬着头皮赶回去，当晚一准能到家，无非衣服淋湿，人多受点苦罢了。我边想边走，逐渐加快前行步伐。
雨越下越大，我浑身上下早已透湿。大约六点多钟，终于走到与程营公社相邻的汇口公社地界。我估摸着此地距离生产队不过十来里地，再坚持一会，顶多九点钟就能到家。
就在我离开大路，转向乡村小道当儿，前面忽然出现一个岔道。左边一条道向南，右边一条道向西。马路边电线杆上的微弱灯光，映出瓢泼大雨撒开的一片雨幕，向左还是向右？我无法辨别该走哪条道。这时我很清楚，如果判断失误，今晚将无法到家，那将是一场更为艰险的跋涉。何况这时早已饥肠辘辘，如果不能到家，今晚挨饿受冻断然少不了。因此，我停下脚步，苦苦观察前方，尽管重重雨幕中啥也看不见，但我还是想从中找出哪怕一丝可以帮助我辨别方向的依据来。平生第一次感觉到，“左、右”问题竟然如此紧要。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不是身临险境，恐怕不会有如此深刻感受。
揣摩半晌，我还是束手无策。凭印象，朝西的方向似乎对，但又感觉朝西的这条岔道偏窄，不如朝南的那条岔道宽。按理说走乡村小道，窄道往往可能是断头路，而宽道却可能是大路。这时，饥饿与湿透早已毫无感觉，最紧迫也最让我心神不定的是，到底该走哪条路？荒郊野外又逢大雨，不仅没有人影，连辆汽车也不见。让人顿时陷入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孤苦窘境。
蓦地，我突发奇想：反正两条道必居其一，选对选错无非一半对一半，不如看看天意如何。我从湿漉漉的裤兜里摸出一枚五分钱硬币，心中默念：如果抛起落下它正面朝上，就走右边，向西；如果是国徽朝上，就走左边，向南。
今晚的命运全系于这枚硬币之上。借着路灯的微光，我在电线杆下小心翼翼地掷出硬币，硬币落在泥泞中，我仍能清晰地辨别它的朝向。第一次掷起，正面朝上。没的说，那就该向西走右边！这时，我仍犹豫不决，毕竟事关重大，还想验证一次，决定把硬币再掷一次，如果还是正面朝上，那我就毫不犹豫走右边向西行。
说来也怪，第二次掷起，却是国徽朝上，两次“天意”各不相同。这可咋办？
雨还在使劲地下着。这时，我却慢慢地心静下来，少了起初的慌乱。我就想，反正是游戏，索性再来一把，事不过三，最后掷一次，无论正面反面，该左便左，当右则右。当然时间和体力也不允许拖沓，就以第三次为准，掷完便走。
硬币第三次落下，国徽依然朝上，依照事前默念，应该是向南走左边。于是，风雨中，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沿左边乡道继续前行。
然而，这却是条错路。走右边向西才是正确的。当然，这是两个小时之后我才发觉的，只是为时已晚，后悔莫及。谁料这条错路又引出一段故事。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天早已透黑，雨也稍歇，而这条稍宽些的岔道却把我引到了长江大堤上。这时我方醒悟刚才掷硬币之举的荒唐，一场游戏硬生生把我带到这条错道上。
那时我们下乡已有两年，每年冬季要上大堤挑土加固，对长江大堤还算熟悉。而我们生产队距长江大堤尚有七八里地，黑灯瞎火，看样子今夜无论如何很难摸回去了。
我沿着大堤走着，远远看见一束灯火。这半夜，还是第一次看见灯光，有灯必定有人，我一阵欣喜，加快脚步向灯火奔去。走到近处，原来是建在长江大堤上一个窝棚透出的灯光。我一头钻进窝棚，只见几个青年农民在窝棚里聊天，地上铺满稻草，上面放着被褥枕头之类。经过大半夜的冒雨奔走，我早已精疲力竭，只想找个地方歇下，明早再赶回生产队。
我向他们述说，我是程营公社泥塘大队知青，今晚走错了路，回不去，能否在这里借住一宿。一个年纪稍大些的青年倒也客气，指着靠里的铺位说，刚好小某今晚回村了，你就睡他那床吧。听完此言，我如释重负。因为不认识，时间也太晚，不敢再提没吃晚饭的事，怕人家借故推脱，连觉都睡不成。只好忍着饥饿，脱下湿透的衣服，胡乱洗把脸，倒头便卧裹进稻草的芳香之中。
次日一觉睡到九点方醒。待我起来时，窝棚里只有那个年纪稍大些的青年在，其他人似乎出工去了。从昨夜他们聊天中猜测，这群青年是汇口公社某大队派出的长江防汛监督哨。昨夜暴雨刚过，自然得去各处查勘。
我穿上依旧潮湿的衣裤，背着行包，向大青年表示感谢并告辞。就在我走出窝棚的当儿，大青年对我说道：
“你就这样走了？”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还以为大青年要挽留我。回过头来笑着对他说：
“是啊，今天回队里还得出工呢。”
大青年见我不明白，继续引导我说：
“呃，我说那个，你们在城里，住完旅馆就这样走了？”
这下我明白了，他这是找我要钱。昨夜我已表明知青身份，在他们看来，知青是城里人，肯定有钱。可恰恰这时，我兜里真没带钱。我转身走进窝棚，诚恳地接上他的话说：
“啊，我明白，住旅馆要给钱的。但是我这会儿真没钱，这样吧，我身上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要不，我拿粮票抵旅馆钱，行不行？”说着，我掏出已经浸湿的十斤全国粮票递给大青年。
大青年目不转睛地上下打量着我，见我浑身上下衣裤未干，话也说得坦诚，看来是个城里来的穷小子。于是摆了摆手说：
“哦。那就算了，你走吧。”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泥塘二队。换下快被我焐干的衣裤，烧了一锅米饭，饿虎般地饱餐了一顿。
庚子年端午写于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