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母亲90岁时画《梦荷》
前几年，我妈九十多岁了的时候，我刻意跟我妈聊天，听我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才知道我妈是地主，原来我只知道我妈是老师，一个普普通通的职业妇女。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满洲国的资源大量为日本作战服务，老百姓吃的很差，大部分是劣质粗粮，又是兵荒马乱，那时候我妈家在沈阳。听说黑龙江的地很便宜，我妈家，我姥爷家，还有我二大爷家一块合计，找那地方的亲戚帮着买了一块地，想着有个后路，再怎么乱也能有粮食吃。我妈说买了九十垧地，我对“垧”这个计量概念不清楚，所以没弄清到底有多少亩地，反正三家各出了三十根金条，一根金条一垧地。金条有大有小，我们家的金条有多长我没细问。现在北京谁家的房子卖了也不止这些金条吧？所以我看谁都像地主。
有人会问，你们家有这么多金条。肯定不是好人。这个我不辩解，我姥爷是张学良东北军的军需官，应该是个肥差，日常用品，军队里有什么他家就有什么，搁现在，也正常。
我爸爸，我大爷当时在沈阳都是生意人，解放了，叫资本家，确实属于坏人，现在做生意叫工商业者，做大了叫企业家，属于好人，企业越大人越好，马云要是死了，政府都得给送花圈。
地是1943年买的，还有房子、院子、大牲口，雇来种地的基本是沈阳郊区的老乡，地契写的是我妈的名字，真正在那经营的是我姥爷、姥姥，那时候我妈才二十几岁，还住在沈阳，只去住过几天。
日本投降不久，苏军把黑龙江的大部分地区转手给了共军。
黑龙江地区1946年就土改了，姥爷逃回了沈阳，留姥姥一个人照看房子，那时候她有四十几岁，听说上吊了，近来听沈阳老家的人说是打死的。土改的核心不止是为了解决贫富不均问题，还要开展阶级斗争，斗地主，所以打死人的事情不算事。
《陈云文集》中有关东北土改的部分，有这样的话：“前一时期每斗必打，且在各县普遍传开，成为打风。因此其中有打重者，也有不该打死而打死者……凡属适当之打不能阻止，但领导上应防止不适当的打。”适当之打很难判断什么叫适当，实际情况是防不胜防。
土改工作队听说有一个年轻妇女抱着孩子来过，地契是她的名字，找不到人，只能拿我姥姥说事。土改也有政策，对地主家属可按普通农民对待，分给一定生活用的土地，不过那时候的政策比较随意，打下江山最重要。
为了躲避战乱，我家后来又搬到了天津，北京。
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我妈在沈阳念过高等师范，就当了教师。
文革来了，学校里的老教师大部分过去的家庭都有点钱，所以大部分就有了污点，大部分就被圈进了劳改队，也有自杀的。我妈每天到学校去参加革命，还给板报画领袖像，其实内心很紧张。
我妈私下征求我大姐的意见，要不要跟军宣队汇报买地的历史。我大姐在大学里还没毕业，我大姐说：“不要说。”
我妈去师大问我表舅，表舅是党的人，教马列主义的。表舅说：“不要说。”
我妈咬着牙，没有说，听天由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抗拒从严，坦白更严。
我妈说，如果当年我说了，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你们不知道学校里被斗的老师有多惨！
谢谢上天，要是我妈定成了地主，那我们做为地主子女的日子就暗无天日了。
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地主最坏，心狠手辣，贪多无厌，恃强凌弱，欺男霸女，不是黄世仁，就是周扒皮，万恶富为首，怪不得上头死活不公布官员财产呢。
我多次悄悄问过父母：共产党好不好？
回答永远是好。
我问我妈：国民党怎么样？
答：太腐败。
问：那现在的两会代表呢？
答：闭嘴！
我妈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平安地活着。
人为了活着，可以有各种理由，如果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则有更伟大的理由。
我去过欧洲，见过牧场中散落着别墅般的农舍，恶贯满盈的地主们悠然其中，我的嫉妒油然而生，他们为什么不土改呢？
我去过老家的渔村，土地，海面都承包给了出得起钱的人，最富有的是村书记。有个承包不起的弟兄偷偷出海打渔被没收了渔网，还在等待乡公所处理。这村书记算不算地主？
我路过张地产商在昌平的五百亩私家园林，别墅、泳池、天鹅湖……这算不算地主？
我路过雕梁画栋的XXX故居，这算……
2013年，我妈去世。
为什么写《我妈是地主》，我也说不清楚。说的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我妈去世也好几年了，别人一回忆，都是革命家史，我这一回忆，就是牛鬼蛇神。
家事，国事，家国难分，就是一段历史给朋友随便听听。
要说意义，我想思考一个问题，人的品性一定要按财富分出黑白吗？你有五毛，他有六毛，人就分出善恶吗？看看你身边，你住80平米的房子，你哥住160米的房子，他还是你哥，可是一划成分，你是依靠对象，你哥可能就十恶不赦。可是说到过去的地主，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存在着一种嫌恶，这是多年的熏染，所以“黑五类们”的后代一般不愿意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好吧，万恶富为首，现在再划分一次阶级成分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