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不少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郭沫若、丁玲、沈从文等，在中共建政前后，选择了留在大陆，有的甚至对中共百般逢迎，如郭沫若。然而，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逃脱过中共的迫害，老舍更是在文革中不堪受辱，投湖自尽。与他们不堪的命运相比，民国两位作家则靠慧眼看透了中共而选择了离开大陆，他们也因此得以善终。他们是梁实秋和张爱玲。
上、梁实秋
早年经历
1903年出生的梁实秋父亲名叫梁咸熙，是晚清秀才，官宦家庭出身。曾在清朝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同文馆学习英文，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因此在梁实秋长大后也将其送往美国读书。
不过，梁咸熙并未忽视对孩子的国学教育。梁实秋小时候，梁咸熙就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教授几个孩子，后来又将其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为其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
14岁时，梁实秋考入清华学堂，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据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回忆文章，梁实秋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是被梁启超的一次演讲鼓动起来的。毕业前一年，梁启超被请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1923年8月，梁实秋等60多名清华毕业生乘船赴美学习。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三年后回国结婚，其后在上海、青岛教书，后受胡适邀请到北大教书。而在回国一年后，他就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
对鲁迅的评价
在梁实秋的一生中，并无自己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以文评家、散文家、翻译家为世人所熟知。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广为人知。在梁实秋出版第一本书后，他与当时同情共产党的左翼作家鲁迅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其极端反对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改造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工具；而梁实秋则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
双方开展了论战，最后甚至发展成论骂，鲁迅还将“资本主义的走狗”的大帽子扣在梁实秋的头上。由于中共一向推崇鲁迅，在大陆，鲁迅的谩骂成为梁实秋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而这掩盖了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一面。
事实上，梁实秋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梁实秋对鲁迅的评价如下：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
——鲁迅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
对共产党的批评透智慧
梁实秋回国后，经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发表了若干批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彰显了其做人的良知和勇气，而对共产党的认知则彰显了其智慧和透视力。
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梁实秋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
“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此外，梁实秋对共产党讲阶级性的“文艺政策”亦深恶痛绝。
离开大陆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辗转前往重庆，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国共内战爆发后的1948年底，国民党败象已显，各方人士都面临着是否离开大陆的选择。尽管梁实秋对国民党十分不满，但认为共产党治下更无自由，“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知识分子做出了离开大陆的选择，而曾与他同样批评过共产党的罗隆基、储安平等以及一大批作家则选择了留下。1949年前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
可叹的是，梁家前往台湾的只有梁实秋夫妇和小女儿梁文蔷，已从北大毕业的大女儿文茜，因为结婚嫁人，留在了大陆，儿子文骐因正在北大读书，也没有走。这一别不仅让一家人生死不明的分隔了几十载，而且留在大陆的家人也没有躲过中共的迫害。
台湾生活与大陆家人遭难
据梁文蔷回忆，一家三口初到台湾时，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梁实秋以教书、写文章为生。在生活安定后，又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但梁实秋并不在意，他的妻子程季淑也给予了其全力以赴的支持，并不强迫他出去赚钱。可以说，除了教书，梁实秋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上，共翻译了四十一卷。此外，晚年他还主编了八万多条词汇的《远东英汉大词典》。
1974年4月，程季淑去世，与妻子感情甚笃的梁实秋非常悲伤。而直到妻子去世一个月，梁实秋才辗转得知了身在大陆的大女儿、儿子仍然在世的消息。
梁实秋的儿子梁文骐，北大毕业后在安徽科技大学教授数学，六十年代转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八十年代初来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后来申请去台湾与梁实秋团聚，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毛泽东曾指名道姓的骂梁实秋为反动文人，梁文骐在大陆期间也受到牵连，文革时被打为黑五类，下放劳改整整10年，期间他曾被反绑双手拉去陪斗，到达地点后被红卫兵一脚由卡车上踹下车去，手不着地的摔到车下，差点丢了性命。
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曾在法院工作过，后做了职业律师。因父亲的关系，她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回来后被分配到一家房管所收房租。文革爆发后，再次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期间丈夫不堪折磨离世。
结语
1987年11月，梁实秋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84岁。2007年，79岁的梁文琪亦辞世。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梁实秋当年选择留在大陆，断不会完成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翻译的，更遑论自由的教书和表达看法，他留在大陆的儿子梁文琪、女儿梁文茜就是个明证。当历史走过，谁能不说梁实秋具有一双慧眼呢？
下、张爱玲
民国才女
民国时期上海文坛有四大才女：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最为人熟知的是前两人，二人也是惺惺相惜。苏青言“只看张爱玲”，张爱玲则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这个自视甚高的张爱玲出身名门，本名张瑛，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李鸿章的女婿，祖母李菊耦乃是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母亲黄素琼曾前往英国，较为欧化。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张爱玲，先是在私塾学习，后进入贵族学校。
张瑛10岁时，即1930年，父母离婚，也是在这一年，张煐被改名为张爱玲，这是为了上中学报名方便。“爱玲”为英文“Eileen”的译音。14岁时，张志沂与孙用蕃结婚，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从此在继母的虐待下长大。有一次，孙用蕃向张志沂近谗言，张志沂不仅痛打了张爱玲一顿，还掏出手枪扬言要杀死她。而青春期的这些经历，对张爱玲孤僻、高冷、敏感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张爱玲在中学时就显示出了其文学天分，14岁时完成《摩登红楼梦》，17岁时，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岁时，张爱玲前往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张爱玲回到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因为经济原因辍学，此后通过从事文学创作谋生。在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中，张爱玲因发表《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而在上海一举成名。从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会感觉到她对世态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致、圆熟、冷静而又充满世俗的情趣。或许正是这睿智，这对世事的洞察，帮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难。
此间，张爱玲结识了汪精卫政权的宣传部次长、作家胡兰成，并与之产生感情纠葛，1944年，两人秘密结婚。但生性风流的胡兰成又在婚外与他人同居，最终张爱玲在1947年选择了与其分手。
观望中共后选择离开
1949年中共建政前，张爱玲因道听途说而对中共“解放区”产生某些幻想，为此写过《十八春》和《小艾》两篇小说，对中共有正面评价。也基于此，在1949年后，她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将这位上海滩著名的作家“收归旗下”。
1950年七八月间，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员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这两个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痛苦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她承认自己写不来“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尝试”。她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加之与胡兰成的关系，周围不断将其视为“文化汉奸”的言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最终促使她决然离开了中国大陆。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只身去了香港，后前往美国。此时，中共政府对于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
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中共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假如张爱玲留在大陆，1957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逃不过，更遑论后来的文革？假如她留在大陆，以她的傲气，或许亦如傅雷、老舍一般，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会选择自我了断。然而，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对时局的洞察力让她摆脱了噩运，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善终。
被封杀的小说
在张爱玲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她创作了两篇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目前，尽管张爱玲的其它小说都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但这两篇却始终被中共封杀，原因就在于内容反共。
《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在控制整个社会的党面前，个人没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则表现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残酷，以及农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后沦为政权的奴隶。“秧歌”这一意象是暗喻人民被迫出来的笑脸和假装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压下农民的灵魂扭曲。
张爱玲在小说中预言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
结语
诚如张爱玲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在中共的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至少八千万中国人受到中共的迫害。张爱玲当年的转身离去是何等的睿智？
2017-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