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别尔曼到办公室来找我，要我到内务部俱乐部去，说那里正在举行化妆舞会。自从斯大林发出“让生活更美好。同志们。让生活更快乐！”的号召之后，苏联的上层统治集团就再也不搞喝喝酒，跳跳舞、玩玩牌的秘密晚会，而是公开地、毫无顾忌地开展类似的活动。内务部领导们响应领袖的号召。以非凡的精力投入“甜蜜的生活”。内务部俱乐部里的豪华陈设，与革命前的特权近卫部队军官俱乐部十分相似。内务部各分局局长们，你追我赶，都想举行更堂皇的舞会来压倒对方。头两次舞会分别由特工处和边防分局举办，舞会办得相当成功，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苏维埃新贵的太太们纷纷急着去找成衣匠订做晚礼服。现在，她们都迫不及待地盼着一次又一次的舞会。
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决定让“未开化的莫斯科人”见识一番地道的西方式化妆舞会。他一心要胜过欧洲各国首都那些豪华的夜总会。出国公干期间，他便曾在那些地方挥霍过大量美钞。
我和别尔曼走进俱乐部，眼前的景象确是莫斯科前所未有的。俱乐部那家华的大舞厅里，灯光朦胧。天花板下，一盏由无数玻璃片嵌成的球形大灯，不停地旋转着，无数光影飘飘洒洒地落到地面，使人产生一种雪花纷飞的幻觉。男人们身穿制服和晚礼服，太太们穿着晚会长裙或是小歌剧演员的那种套装，在爵士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许多太太都戴着面具，身穿十分花俏的歌剧装。这些服装是斯卢茨基特地从莫斯科大剧院为她们借来的。桌子上堆满了香槟、甜酒和伏特加。欢叫声。狂笑声、不时地压过乐曲。一个边防军上校心醉神迷地高吼道：“这才是生活呀；伙计们！为我们这幸福的降临，感谢斯大林吧！”
晚会主持人发现了我和别尔曼，顿时高叫道：“让他们来评评吧！这两位是到欧洲的常客。”接着，他转身对我们继续说道：“请坦率地讲讲，你们在巴黎成是柏林见过这种场面吗？那里的什么伯爵夫人，公爵太太，我统统瞧不起！”
我们只得点头称是，说外事分局举办的这个舞会。远远胜过我们有幸在欧洲见识过的任何舞会。斯卢茨基顿时满面生辉，为我们两个各斟上了一杯香槟。米隆洛夫恰好也坐在桌旁。他大声说道：“没话说的、你完全能成为一个巴黎高级妓院的呱呱叫的老板！”
真的、那个角色对斯卢茨基说来，远比他当苏联间谍机关的头头合适，更胜于他这三年当上的内务部党委书记。
舞池里闷得很，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俱乐部正对面，是内务部那阴森森的、自下而上嵌有黑色花岗石的大楼。就在这花岗石大墙后的一间间囚室里，成了斯大林人质的那些列宁的亲密战友们，正在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和别尔曼徘徊在莫斯科市内灯光晦暗的街道上。我想到了帕尔-瓦加尼扬，而别尔曼却象猜到了我头脑里所想的，突然对我说道：“我脑子里总出现帕尔-瓦加尼扬的模样。真了不起，多么有思想的一个人呀。可惜，他和反对派牵扯上了，落得受这场罪。他真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他一心只想着革命的命运和一个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道义上有无权利在那些要求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名，”说到这里，别尔曼叹了一口气。“我们刚才在俱乐部碰见的那些人为革命立下的功劳，远不及帕尔-瓦加尼扬的百分之一。我时常惋惜自己，怎么会料理到了这桩案子。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值得庆幸，他至少没落到切尔托克那种坏蛋手里。”别尔曼沉默了一阵，又以另一种不那么沮丧的语气说道：“假如您能听到他怎样称呼我就好了：最亲爱的别-尔-曼！”
我从他的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别尔曼对帕尔-瓦加尼杨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策略。他的确不知道要他的受审人做什么好，是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呢，还是拒绝签字。因此，他没对他施加压力。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抵抗时，别尔曼倾向于认为，帕尔-瓦加尼扬不愿在公然捏造的供词上签字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在得知斯大林已经诚恳地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不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保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意出庭“坦白”的事情之后，别尔曼就改变了看法，认为他的受审人还是效法他们签字为好。他一个劲地劝帕尔-瓦加尼扬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并带着这些供诉出庭。在受审的这段时间里，帕尔-瓦加尼扬己对别尔曼产生了信任，因此他认为别尔曼这一反常态的作法并不是什么协讯手段。再说，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党务活动家都已出庭去为斯大林撒谎害人。他帕尔-瓦加尼扬再为党和革命的名誉会遭到毁坏而担心，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帖尔-瓦加尼扬就这样投降了。
他在“供诉”上签过字后。别尔曼说道：
“这就好了！……任何反抗都是没用的。最主要的是保持住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再过几年，我想我还会看到您在党的重要岗位上继续战斗！”
“最亲爱的别尔曼，”帕尔-瓦加尼扬回答道，“您好象还不完全理解我。我丝毫不想再回到什么重要岗位上。既然我自以为为之活着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党已强迫我在这个东西上签了字，那我也就再也不想当一名党员了。今天，我真羡慕那些最落后的非党群众。”
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维辛斯基开始从内务部接手案子和被告人。“交接”程序是这样的：被告被押到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维辛斯基在那里当着内务部头头们的面，向被告人提问。他们是否承认供诉属实，是否在审讯时已签过字。这个不到十分钟的过场走完之后，被告又被送回狱中，仍旧由那些曾经审问过他们的内务部侦讯人员看管。
但在把帕尔-瓦加尼扬“移交”给维辛斯基时，却出现了一件很大的意外。被告人被带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那里除办公室主人之外，还有维辛斯基、莫尔恰诺夫和别尔曼。在回答维辛斯基那一套问题时，帕尔-瓦加尼扬鄙视地盯了对方一眼，说道，“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曾捕过您，因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帕尔-瓦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周在场的人，然后宽宏大量地补充道：“啊，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你了。”
帕尔-瓦加尼扬这一越轨之举，使亚果达和内务部的全部头头们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尽管维辛斯基常常在内务部头头们面前溜须拍马，可这里的人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