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恰诺夫将与会者分为几个侦讯小组。向他们交待了即将开始的侦讯工作的技术性细节和协调整个工作的程序。最后，他宣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拟定的秘令，警告侦讯机关不得对被告施用任何非法的刑讯手段，如威胁、许诺、或者恫吓。
听了这一切，与会者们全都惊呆了，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如此庞大的阴谋组织居然在没有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就被揭露出来了，这有可能吗？要知道，内务部的一切业务活动和整个监视反对派分子一切行动的秘密情报网，都是他们一手掌管的。他们放过了这样大一个阴谋组织。竟然没受到任何指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揭露阴谋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更何况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阴谋组织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面临的审判提纲及其准备程序，都是由斯大林和叶吉夫仔细研究并亲自制定的。而这一行动的实际执行者，是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
按照斯大林的计划，应该先把在流放中和各地监狱里的近三百名众所周知的原反对派成员弄到莫斯科来进行“加工”。这样一来。就将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囚犯会屈服，会承认自己参与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阴谋。然后，再以这五六十个人中选出几个来交给审判的组织人，让审判组织人利用这些人的供认，将审判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用威胁、许诺或者其它刑讯手段。迫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活动家承认自己在领导阴谋集团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
为了尽快实现斯大林的计划，内务部决定把手下的几个内奸送进监狱去冒充被告人，这几个特务将在预审中和法庭上说自己是阴谋参与者，并供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头目。
侦讯领导人手中早已有一个“人才储备库”。里面有瓦连京·奥利别尔格——内务部秘密特务；伊萨克·获因霍尔德——苏维埃高级官员，与加米涅夫有过私交；里哈德·康克尔——过去当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负责人。这三人在第一次莫斯补审判的侦讯准备工作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务，曾一度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进行间谍活动。当任秘密情报员。一九三O年，他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德国情报站站长的派遣，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去工作。当时，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无法获得托洛茨基的信任。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将奥利别尔格召回苏联，暂派他到塔吉克斯坦去当教师。奥利别尔格在那里的斯大林纳巴德没混多久，很快就被外事局召去执行国外任务。他被派往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奥利别尔格再次被召回苏联，很快就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的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工作。那时，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正在致力于处理最高党校内拥护托洛茨基情绪日益高涨的问题。党校的学员们学过马列的“原著”后，渐渐明白了被斯大林斥为异端耶说的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高尔基师范学院出现的情况最为严重。学员们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秘密小组。党内一些被查禁的文件，包括著名的“列宁遗嘱”，也在校内秘密传开。奥利别尔格被认为是最有经验的特务之一。因此，内务部特委派他到这所师范学院去工作。
在苏联，高级党校教员的挑选工作特别仔细。只有绝对可靠、从没参加过反对派而且受过党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才有资格到那里工作。每一个被指定担任这种教育工作的人、其历史和个人履历都要经过原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人事处的反复审查，然后将汇集起来的材料送到内务部和党中央派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查证核实。
假如没有特别关照的话，奥利别尔格显然永远也达不到上面那些严格的要求——他不是俄共（布）党员，甚至连苏联公民也不是。从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官方速记稿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立陶宛人，而且，他作为旅游者到苏联时所持的洪都拉斯共和国的身份证，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用钱买的。除此之外，奥利别尔格没受过高等教育。仅凭这一条，他就没有资格在社科教研室里当一名教员。但尽管如此，莫尔恰诺夫仍然强行要中央最高党校人事处接受他委派的人，指出他的特工人员能够而且必须在高尔基市工作。后来，中央补发了任命奥利别尔格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命令。
然而，任命奥利别尔格的事情仍相遇到了许多麻烦。他刚到高尔基市时。被介绍去见一个名叫叶林的人。此人是州党委委员，在党内的工作就是结识所有新上任的教师，指导他们如何处理政治问题。在与叶林的交谈中，奥利别尔格回答问题时头绪混乱。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又矛盾百出，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根本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联共（市）党员，而且还不是苏联公民。叶林怀疑奥利别尔格伪造证件，马上就把这个情况何高尔基市的内务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莫尔恰诺夫知道此事后，手忙脚乱地直向中央挂电话。叶若夫召见了叶林。命令他别找奥利别尔格的麻烦。“就让他在学院里教课吧！”这个插曲，我们在后面还要看到，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并导致了叶林的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