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谨慎小心的事例，简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难以相信报纸的报导，说他胆敢冒险到列宁格勒去，要知道危险的恐怖组织刚刚才在那里活动过，那里的内务部人员连基洛夫都没保住。所以，斯大林此行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想到：杀害基洛夫是一个人单独干的，而有关被侦破的恐怖组织的说法，纯属乌有。
基洛夫被杀之谜，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苏联后才知道。经芬兰到列宁格勒后，我曾到内务分局大楼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线电话与莫斯科联系，并预订一张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车的卧铺票。在那里，我碰上一个新上任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领导人。内战时，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红军部队里呆过。谈话中，我们自然谈及自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原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原局长麦德维基和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后，实际上根本没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两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矿”托拉斯的领导岗位上，在西伯利亚负责富金矿的勘探工作。“他们在那里过得挺不错，当然，比在列宁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还补充说，麦德维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亚去看过他三次，每次都存心要留在那里，同丈夫在一起，但每次都回到列宁格勒，并且跟过去一样，列车上总是单独为她安排一个头等包厢，服侍也特别周到。
朋友还给我讲了因基洛夫被害和斯大林专访两事在列宁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侦查中。我的朋友曾协助过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和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任命米隆诺夫在最近几个月里暂时担任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和列宁格勒的实际统治者。当我问到尼古拉耶夫是怎么窜入岗哨林立的斯莫尔尼宫时，我的朋友回答道。“麦德维基和扎波罗热茨正是为此事才被撤职的。更糟的是，在基洛夫被害的前几天就已经有人试图潜入斯莫尔尼宫，但被抓住了。如果那时就采取必要措施，基洛夫今天就一定会健在。”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所涉及到的都是些非实质性的东西。显然，他不愿谈到凶杀的任何细节。当我准备告辞时，他又惴惴不安地低语道：“事情太险恶，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
朋友的这个暗示，远比我当时从他口中得知的那一星半点消息更为重要。这个暗示，不仅加深了我对那两种官方说法的真实性的怀疑，而且还向我指明了这场谋杀的症结究竟何在。当时，全苏联只有一个人不会受人非难。“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这句话、当然不可能是针对别人而言。
我深信，到了莫斯科就能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真相。我指望的那几位同事都在内务部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应该知道这次谋杀的秘密。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朱隆诺夫，就是我的老同事之一。他曾随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审讯过谋杀案，之后又留在列宁格勒，任过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曾是那里的全权统治者。
朱隆诺夫是经我推荐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一九二四年，我作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的副局长，终于说服了捷尔任斯基，要他委任米隆诺夫在我这个局的某处当处长。的确，我为此费了不少气力。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捷尔任斯基曾反对将这个对于“机关”来说完全是个外来户的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后来，我被任命为后高加索边防军司令时，才说妥要米隆诺夫来接替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副局长的职务。几年之后米隆诺夫便靠自己的才能，当上了这个局的局长，并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得力助手之一。我相信，从米隆诺夫那里一定能最终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全部真相。
到莫斯科不久，内务部交通局局长亚历山大·沙宁邀我去作客。他是亚果达的密友，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的助手，协助后者进行改造苏联铁路的工作。午饭后，主人提议听听唱片。沙宁酷爱俄罗斯古典歌曲，此时几杯酒下肚，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沙宁指着两套唱片说，那是他特地保存下来的，打算寄到“列宁金矿”给瓦尼亚·扎波罗热茨。他感叹道。“瓦尼亚，瓦尼亚。多好的一个人哟！白白受罪了……”他后来又说，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队长鲍克，不久前还寄了一台进口收音机给扎波罗热茨作为礼物。
我认为，沙宁和鲍克寄礼物给扎波罗热茨这件事相当重要，因为他们都知道，任何同情犯人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敌对情绪的暴露。按斯大林时期的一条不成文规矩。苏联的干部应立即与所有失宠（更别说是进牢）的人断绝关系，哪怕他们是至亲密友。象沙宁和鲍克这些斯大林的亲信，消息十分灵通，当然不会不知道这样一条起码的规矩：对步步高升的人，要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对丧失前程的人，则应尽快与之决裂。因此，他俩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结论：沙宁和鲍克都知道扎波罗热茨并没有失宠，给他寄礼物绝不会惹来杀身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