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他们的行为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这些被告都有一个不可遏制的愿望：尽快去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斗争。不过。他们的方法，与那些站在真正无私而公正的法庭面前的被告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去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尽可能准确地信守与斯大样订下的协约：污蔑自己，吹棒斯大林。
斯大林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已引起了西方的怀疑。苏联人民不久前的领袖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叛徒和凶手，这的确难以令人置信。所以，自然出现了一些推测，说这些人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才答应玷污自己的，说斯大林完全是在借诉讼程序来掩盖其滥杀无辜的罪行。因此，斯大林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但究竟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竭力去证明老党员们没受过刑，那反而会加深怀疑，使那些猜忌的人更加确信动过刑。结果，在后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出来申辩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被告本人。他们亲口否定了受过刑的传言。
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驳斥了那些关于他和其他被告受过刑、被施过催眠术以及被灌服过麻醉剂的说法。他把这些流言蜚语指责为不合实际的神话和实实在在的反动寓言。
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外国新闻界在报导他的情况呢？众所周知，在苏联任何人，即使是有行动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外国报纸，更别说是在押犯了！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素以机智闻名的被告人拉狄克，也极力为斯大林的侦讯机关申辩，甚至好象做得过了头。他在审判大厅里发言时说：
“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折磨审讯员。现在有人问我在审讯过程中是否受过折磨。我必须回答他，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我在折磨审讯员，而不是他折磨我。”
何等少见的奇论：老布尔什维克竟然为世界人民不相信他们有罪而万分恼怒。他们大发脾气，居然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还继续把他们看作是正派人，是斯大林酷刑下的牺牲品；居然是因为人们根本不把他们视为间谍、叛徒和杀人犯。眼看斯大林就要他们脑袋开花，他们却还要为这个死敌大鸣不平，唯恐世界各国把他视为无耻的大骗子，说他是强迫他们自我污蔑和相互诽谤的恶棍。
莫斯科审判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三方面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都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如饥饿、铁路线上连续不断的车祸、工矿里使大量工人死于非命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过。同时，他们还要证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世界的希望”。被告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其内容一模一样。辩护律师的发言则纯属是对被告的攻评，其尖刻凌厉比诸国家公诉人的发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维辛斯基已经指出侦查机关还没能找到确凿证据，而指控仅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师布芬德仍然在法庭上声称：
“审判官同志们，本案中的全部事实都无可争辩。检察长同志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无论从本案的证据，或是从证人的证言看来……均已证明这全部属实，因此，辩护一方不打算再就此问题向公诉一方提出异议。”
另一辩护律师卡兹纳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时说；
“不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都已证明本案完全属实。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难书！”
听了这些活，任何人都会这样想；所谓的辩护人在说出这种话时，一定羞得无地自容，极力躲避其当事人的眼睛，而他们的当事人，也一定会向他们投以愤怒的目光，因为他们对辩护人如此信任，可是到头来却发现是受了卑鄙的欺骗。然而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辩护律师不会受到良心谴责，被告人也根本不会为此而愤怒。参加莫斯科审判的人都知道，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律师还是当事人，无论检察长或是法官。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只能严格按照早已准备好的台词，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对于被告人来说，这个抉择是，或者扮演刑事犯的角色，或者是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家人招来杀身之祸。而对公诉人和审判长：或者是顺利地按斯大林的指令将这场审判闹剧演完，或者是因一点点会使人们怀疑此案办得不光彩的失误而白白断送性命。至于辩护律师，则必须准确无误地执行检察长交给他的秘密指令，否则，将与当事人同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