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村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
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斯大林的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他商品。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
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
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
全国人民对斯大林专制的憎恶日益加深，甚至影响到了党内的积极分子。就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也士气不振，工作人员都为自己的前程疑虑重重、担惊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脚下的根基在动摇。他每天听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来的报告时，总是心惊胆颤，深恐这些报告说到国内暴乱加剧。党员反对情绪高涨。宣传托派分子行动纲领的传单，开始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都有一份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
也许，正是在这些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斯大林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运保佑他度过这次危机，他就要将那些在危急关头幸灾乐祸地等他垮台的暗藏的对手统统清洗干净。
早在杀害基洛夫以前，斯大林就借助各种各样的政治伎俩和“强力手段”，使自己摆脱了来自党员群众的任何监督。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慑于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支持过斯大林。而后者也正好借助他们的支持，宣布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而入党”的运动。这样一来，大批在革命最艰难的创业时期远离斗争袖手旁观的工人和职员，纷纷涌进了党内，而那些忠实干革命理想的老党员，却因处于这些无进取心的新党员之中而变得十分孤立。接着，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斯大林又多次开展清党运动。清洗中，许多有思想，并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在斯大林政治路线的迫害下，被宣布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党票，而他们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党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这些人为了换取物质享受和捞到晋升的机舍，甘愿俯首帖耳，时刻准备执行上司下达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粉碎反对派之后接踵而来的那次清洗，大大地削弱了党的生命力。党内出现的分歧，都是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武力手段进行讨伐，而不是象过去，透过讨论和投票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个党员，稍有违拗领导的表现，就足以使自己失去党证并被解雇。这时，党员的主要优点应是服从党委，而不是忠于党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