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我家办过“人民公社大食堂”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此事经伟大领袖的首肯和号召,中共中央下达了正式文件,中华大地从南到北就掀起了一场“大办食堂”的热潮。

1960年前后,我的老家山西省万荣县高村公社丁樊村第九生产队,也办了一个大食堂,食堂的地址就选在我家。

大食堂之所以相中了我家,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地理位置好。我家位于村中央的十字街口,门前有一个蓄水的大池塘,旁边又是大队供销社,交通、用水以及采购商品均十分便利。二是房屋多。我家是一座具有晋南农村建筑风格的小四合院,三间大北房,东西厢房,南房是一个游廊,从东厢房最南边的门洞出入,院子里既宽敞安全,又遮风避雨。三是人口少。我家4口人,父亲在公社医院当院长,母亲是家庭妇女,贤惠能干,姐姐在外地读初中,我五六岁,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卫生,是办大食堂最为理想的选择。

这个大食堂占用了我家3间北房和西厢房,还不够用,又将西厢房跟邻居家一墙之隔连脊的东厢房墙壁打通,合为一处,在里面垒起几口大锅小锅的炉灶,作为厨房。北房做了大食堂的仓库,存放粮食、米面以及蔬菜之类。我们一家人则被挤在东厢房。一个200多口人每天吃饭的大食堂就这样开张了。

按照家乡的生活习惯,早饭不开火,社员们啃一点前一天从食堂买来的冷馒头,中饭和晚饭,家家户户社员派出一个人,提着装碗和碟子的竹篮子,拿着生产队分发的饭票,来我家的食堂排队打饭,然后拿回家去,全家人一道用餐。

大食堂的主食多为馒头、汤面和稀饭,刚开始馒头是白面做的,后来就掺和上了玉茭面。汤面就是在煮着白菜、萝卜的大锅里煮上面条,连汤带水的。家乡是旱垣,原本就种菜少,食堂做的菜就是生韭菜、萝卜丝、白菜拌粉条,偶尔有点炒菜就算很稀罕了。住家距离食堂很远的社员,饭菜打回去就凉了,需要加热才能吃。

生产队食堂有司务长、采购等两三名男社员,做饭的七八名炊事员,都是女社员中的巧妇,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正派,无论做庄稼活、针线活和做家常饭菜,均受到邻里交口赞誉。

食堂开张不久,社员们私下反映说,他们最喜欢让我母亲给他们盛汤面。母亲盛汤面时,一只手拿着一根擀面杖,不停地在锅里翻搅;一只手持一把大勺子舀汤面,这样盛出来的汤面,有面条又有菜,稀稠均匀,不论男女老少,公公道道。有个别炊事员盛汤面时,不愿费力气翻搅,舀出的汤面稠的稠,稀的稀,或者对待亲疏不一,人们挺有意见。

我们村12个生产队,队队办大食堂。一度时间,大队部还办过一个大食堂,供接待上级领导、大队干部和有关人员用餐。也许是权力使然吧,大队部办的食堂比生产队食堂饭菜质量好。父亲曾带我去那里吃过饭,记得熬的小米稀饭稠糊糊香喷喷,我喝了一大碗还要喝。而生产队食堂熬的小米稀饭,稀得只有几粒米,都能照见人影。不知是群众提意见,还是什么原因,大队部的食堂没办多久就关闭了。

刚开始,生产队办大食堂,新鲜时髦了一阵子。饭菜换着花样做,有馒头、花卷、包子,社员们下地回来,打上饭回家一吃,自家不必生火动锅灶,蛮省事的,彻底把妇女们从锅台上解放出来,专心从事生产劳动。可是时间一长,因为粮食短缺,主食白面越来越少,粗粮越来越多,饭菜花样也单调了。食堂司务长学习借鉴外地经验,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是传统省粮办法,用苜蓿、野菜掺和在面里蒸菜窝头;有的是用绿豆皮、玉米芯熬制淀粉。为了填饱肚皮,家庭人口多的社员,无奈何用细粮饭票换取粗粮饭票,为的是能够多吃一口饭。

我们生产队有一位老太太,解放前从外地逃荒来的,是响当当的贫农。平时,她喜欢占集体和他人一点小便宜,又不讲理,习惯撒泼耍横。一个下雨天,她上食堂打饭,因为想用细粮多换一点粗粮,跟司务长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司务长不小心,推了老太太一把,不料胳膊触撞了她的鼻子,竟然碰出鼻血来。这下可不得了,天下小雨,老太太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屁股蹲在我家院子的泥水里,又哭又叫,满脸血水,口口声声责骂司务长不让她一家人活命了。

前来打饭的社员都知道她在无理取闹,纷纷围观瞧热闹,不理睬她。我父亲瞅见了,从家里寻出几张白纸,让我递给老太太。我踩着积水过去,老太太接过白纸,一边擦拭鼻血,一边哭泣诅骂。这般闹了一阵,自感没趣,爬起身骂骂咧咧回家了。这一幕,至今仍雕刻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说,办食堂期间,社员跟司务长和炊事员之间吵架,是家常便饭。

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有一天,我跟一位炊事员大娘的女孩玩耍,不知不觉跑到生产队的打麦场。打麦场上堆放着刚从地里收获的玉茭棒子,我们两个小家伙馋得慌,每个人悄悄拿了一小穗玉茭棒子,塞进上衣里面。走出打麦场大门口时,我穿的是一件纽扣偏在一边的棉上衣,玉茭棒子掩藏得比较严实,护场的老大爷没有发觉。那个女孩穿的是一件对襟棉上衣,一排纽扣留在中间,藏在衣裳里面的玉茭棒子露了出来。护场老大爷瞧见了,搜了出来,并呵斥了几句,吓得女孩哇哇大哭。我俩跑回食堂,女孩还在伤心哭泣,我向我母亲和女孩母亲述说了事情的原委,并掏出藏在衣服里的玉茭穗子。我母亲一面批评我们再不许拿集体的东西,一面顺手把玉茭棒子扔进熊熊的灶膛里,不一刻就烤熟了。母亲取出来,一掰两半,给我跟女孩一人一半。我俩啃着香喷喷的玉茭棒子,女孩破涕为笑。

生产队大食堂的饭菜越来越差,社员的口粮又被扣在集体仓库,自己想在家里做点吃的,但没有粮食。没办法,不少社员就偷窃集体喂牲口的苜蓿,偷窃集体地里的萝卜,偷窃尚未成熟的玉茭棒子,用以充饥。每当夜幕重重,社员们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溜出村外行窃。生产队派有几名社员护青,可是,他们赶走了这边的一伙,那边又来了一帮。饿急了的人们,什么脸面,什么道德,什么羞耻,什么法律,啥也顾不得了。护青的社员也很作难,都是一个巷道的,谁也不愿得罪人,只好象征性地喊几嗓子,吓唬吓唬,做做样子,任凭胆大的社员偷窃。人心都是肉长的,护青的社员一家老小同样在挨饿哪!

饥饿的人们先是患上浮肿病,腿部肌肉一摁一个小坑,起不来了。患病的社员由于缺乏营养,熬不上多久就死了。孩子多的人家,年纪大的老人为省下饭菜给孩子吃,有的也饿死了。母亲告我,那几年去镇上赶集,放眼望去,簇拥的人群一片白色,都是家里死了人,晚辈穿白衣戴白帽守孝的社员。我们村里究竟饿死多少人,实在是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那时候,集体和社员家的存粮已经相当紧张了。每个社员每天半斤口粮,人们称之为“吃五两”。从那时起,“吃五两”就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代名词,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恐惧的词汇,谈虎色变。假如小孩在饭桌上掉下饭粒,或是剩饭不吃了,大人立刻就会训斥说:让你尝一尝“吃五两”的滋味,就懂得珍惜粮食了!

我家的情况要比别人稍好一些。父亲在公社医院担任院长,挣的是工资,能购买点粮食和其他副食品。姐姐在外地上学,学校的伙食不算太好,星期天从家里带点馒头补贴,勉强能够吃饱。我年幼,父母亲宁愿多吃点粗粮,常把省下的白面给我吃。

然而,同在一个村居住的我的亲伯伯,家里就困难多了。伯父和伯母都是农民,抚养着4个未成年的姑娘。伯父老实巴交,沉默寡言,上地“偷窃”等不法之事绝对不会干,家庭生活就格外紧张。伯父白天上地劳动,隔不了几天,黑夜就来我们家串门。正遇到我们吃晚饭,伯父嘴上说,他在家里吃过晚饭了,但是两只眼睛却一直盯着我家的饭盘。母亲稍一尽让,他端起饭碗,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伯父嘴里省下饭菜给女儿们吃,时间一长,果然患了浮肿病,住了一段医院,差一点要了命。

在我家办食堂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某天夜半,熟睡的父母被一阵小孩的哭声惊醒了。仔细辨认,哭声是从我家北房的仓库里面传出来的。父母亲急忙起身,隔着门缝询问,原来是一位邻居家的小女孩,白天跟随大人在仓库里面玩耍,在屋子角落竟然睡着了,大人们锁仓库门时没有注意,结果把她锁在里面了。当时为了防盗,仓库大门挂着三把锁,钥匙分别由生产队保管员和另外两名社员代表掌握着。隔着门缝,母亲哄劝在漆黑中嚎啕痛哭的小女孩,父亲出门一一叫来保管员等三人,这才打开仓库门,把小女孩领出来。没想到,父亲把小女孩送到邻居家,小女孩的父母睡得正香,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孩子夜晚没回家。也难怪,这位邻居生了7个小孩,夜晚睡觉孩子躺了一炕头,数也数不过来。

生产队的大食堂办了有一年多,昙花一现解散了。大办食堂,当时上面总结有许多好处,什么节省劳动力,节省时间,节省燃料等等。实际上,集体食堂的害处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浪费粮食,浪费燃料;二是饭菜单一,众口难调,社员们吃不到可口热乎的饭菜,尤其是老人、孩子和病人;三是粮食奇缺,吃不饱饭;四是给个别干部造成了多吃多占的机会。社员们普遍反映说,办大食堂净是瞎折腾!

食堂解散后,生产队对我家房屋又进行了一番改造,西厢房的锅灶被拆除了,跟邻居家打通的墙壁重新堵上。只有北房,继续被生产队占用做了盛放粮食的仓库,直到十多年后才腾出来。从早到晚人声喧嚷的四合院,重新恢复了平静与安宁。

过去的宣传总把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老家的农民说,1958年风调雨顺,而且是夜晚下雨,白天晒太阳,庄稼长得油乌乌。可惜,农村的壮劳力都被调到乡宁山上大炼钢铁,丰产没能丰收。1959年又接着反右倾,最终导致全国饿死人的惨景。为此,国家主席刘少奇一针见血指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这一页沉重的历史,早已被时间的巨掌轻轻地揭过去了。然而,它涉及面之广,危害之重,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创痛,难道也会被时间的去污粉消褪干净吗?

2016年9月2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9月8日修改,2018年春节再改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