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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第,怎一个“拆”字了得?

——头发胡同忆旧

左图:头发胡同西口原京师通俗图书馆旧址;右图:胡同东口附近原众议员夹道(现众益胡同)现状,后面背景中遥遥可见的洋式建筑为原旧国会院内现新华通讯社主楼。

妻子的五爷家和七爷家在京城受水河胡同的老宅连连告急,纷传年内就会夷为平地。那里离我三十多年前在头发胡同的旧居只隔一条胡同,抬腿也就是几步之遥。这次的大动干戈决非一时一处的偶然巧合,京城里这一带的拆迁肯定说话就会席卷而来。看来,头发胡同的气数这次终于算是尽了。

我家的籍贯原本并不是北京,五十年代迁到京城之后,据当年的局势,也断无寄籍或是改籍的说法。自从十多年前移居北美,继之又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之后,京城里的旧宅就算是最终放弃了。现在想来,京城也只能看作是我人生里曾经游历伫足过的众多地方之一,充其量不过是时间较为长久一些罢了。然而此次回到京城之后,当我得知这些旧日生活过的地方正在逐渐消失,仍旧忍不住赶紧去逐一造访那些残存下来的老屋和旧地,于是也就顺手多少拣回一些零星片断的记忆。于他人,这无非是些断壁残垣,于我自己,却有如吉光片羽。

如果说到头发胡同的起源与沿革,最早大致可以推溯到唐代幽州和辽代南京城的北城墙,其位置即位于头发胡同一线,但是至于拱宸门之类的遗迹早已是无影无踪的了。据说,头发胡同北面的受水河胡同就是辽南京城的北护城河。如此说来,当时头发胡同还是城垣的位置,胡同当然无从谈起。

头发胡同在元代是否形成胡同也并不清楚,因为元大都时代,城市的南墙在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头发胡同尚在城外,且受水河胡同,以及我家原先住过的帘子胡同(其中又有新、旧帘子胡同之分)乃是城外护城河的旧道。所谓帘子胡同其实原先叫“莲子胡同”,大约是河道上莲蓬繁盛因而得名。受水河胡同是臭水河胡同改称而来,想来当年这一段河道可能疏浚不力,估计污染严重。而近邻的头发胡同当时怕也还只是城外护城河边的堤岸,尚没有形成民居聚落。

然而到了明代便确确实实有了头发胡同,而且自明代以降便从来没有改变过名称,即便是在文化革命当中仍旧沿用其名,这在京城里实在是少之又少的胡同之一。京城里的几千条胡同,当初或是因为原名不雅,或是由于为官家避讳,都曾数易其名。例如我旧日的朋友大伟家所在的猪尾巴胡同后来就改为朱苇箔胡同;我妻子家的旧居在西四北的泰安侯胡同,明代原称泰宁侯胡同,因永乐即位之初所封泰宁侯陈琼府第在此而得名,后来清代为避宣宗道光皇帝旻宁讳才改称泰安侯胡同。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少多年未曾改过名称的胡同又都赶随潮流换了名称,如戴家胡同改为红哨兵胡同,南下洼胡同改为学毛著胡同等等,但终归革命成功并非如此易如反掌,所以很快也就都消声匿迹了。然而在这个千载难逢的革命大时代里,头发胡同却依然固守着它原有的名称。我想,其原因一来大约是头发胡同名称过于平庸,也决不招摇,丝毫不伤及革命;二来这里的民风尚算有定力,处变不惊,到底也还把持得住。

我家最早在京城里居住过的地方其实是在和平门里六部口附近的旧帘子胡同,不过那时我年纪很小,根本毫无印象。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举家搬到了石驸马桥附近的头发胡同,但并不是东西走向的“大”头发胡同,而是连接头发胡同和北面平行的受水河胡同之间南北方向的一条小巷,它仍然属于头发胡同的一部份,称谓上也并无大小的区别。不过如果有头次到我家去的客人,我们总还是要特意关照一番,免得寻不到地方。

我家旧宅所在的小巷里只有四五个门户的人家,我家院内的种种情形原先已然说过。这次回京,我从受水河穿过旧宅的门口,迳直走到“大”头发胡同里,顺脚向西口走去,自然也就想起周围左近的一些旧情旧事。

头发胡同的西口路北是一处大宅院,有两三进的院落,原先不知为何人的宅第,后来在清代曾经做过翰林院的讲习馆。民初时候(一九一三年)创办的京师图书馆利用此处建立了京师通俗图书馆,时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还曾共襄其事,据说收藏的唱本和民国时代的旧笔记丛书不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里曾经是父亲消磨周末最好的去处,徒步走去只消三两分钟便可到达。北屋是读书室,南房的倒座是读报间,尤其是溽热难耐的夏日,高大通风的厅堂和树木葱笼的庭院总能免去大半的暑气。他一去大约总是泡上一整天,中饭刚刚准备完毕,母亲便会差我去图书馆叫父亲回家来吃饭。等我们一同慢步回到家中,桌上的饭菜碗筷也还尚未完全摆好。下午父亲依旧又一头钻进书堆里,直到晚饭前才归。图书馆晚上也有开放的日子,他有时也会到那里去,有些书稿便是信手在那里完成的,父亲对这座差不多可以看作是自家书房的图书馆十分钟爱。后来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末,这家图书馆合并到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里改为儿童图书部,于是便成了我经常涉足的地方。但父亲依旧改不了老习惯,还是经常来,不过已然无书可看,只是陪我,有时实在无聊,就在附设的成人阅览室里读读报纸上言论一律的新闻。

后来儿童图书馆也关了张,这里变成了一所戏曲学校,开科授徒的剧种是河北梆子。声音高亢,曲调质朴,此后每每路过门前,都可以听到里面稚气尚存的吊嗓练声的音调传出来,只是听不大懂其中的戏文,否则也还算得上是有趣。有时大门洞开,里面会走出几个眉宇间英气十足的美少年,身穿灯笼衣裤,扬脖挺胸,想必总是百里挑一才脱颖而出的戏校学生。不过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这处院落一步。这几次回京重访故地在门前经过,旧日的格局尚在,但已败落得不成样子了。

旧日图书馆的对过,胡同里路南也是一处精致的院落。这里曾经由私人开办过一所“道胜”幼儿园,我曾在这里度过学龄前的时光。还记得当年的园长是位事业心颇强的新式女子,如今仍然想得起来她的名字叫王敏清。这所幼儿园至少在四九年政权易帜之后不久就已开办,或许更早。当时王园长大约也还就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其志向与勇气其实并不输今日的女强人,只是在此不多几年之后,无论是男儿还是女子,都再也没有了这类立身创业的机会,所以如今改革大潮一来,兀的显出众多不让须眉的女子果然身手不凡,于是乎大家便不免惊为天人。实际从王园长那里看来,国人里面从来就不乏能人,当然也就不乏女能人,只是时势才能造就英雄罢了。王园长一心办教育,许久还是独身。一直到了文化革命之后,我的母亲在景山公园附近偶然碰到王园长,那时她总归有四十岁了,才知道刚刚与一位也是身为教育家的人结为连理。

幼儿园的副手是王园长特意聘来的营养专门家高太太。高太太总是衣衫讲究,脚上的皮鞋式样永远不同,按后来不久的说法,总是资产阶级一路。不过孩子们都喜欢高太太,因为她每每在身上喷过香水,脸上也涂了香粉,尤其是女孩子,偎在她的怀里都不愿意放手,还高兴地不停吸着鼻子,嗅到香味,嘴里就咯咯地笑个不停。后来,政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提倡“兴无灭资”,不知为什么我就总是想起高太太,似乎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代表人物。谁知如今时过境迁,讲究的是与国际“接轨”,京城里面女人装束的考究程度竟个个都在高太太之上,当然,其品味倒不见得一定赶得上四十多年前的高太太。

除此之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高太太提倡西红柿的营养。到了上市的季节,她会招呼园里的员工全部出动,买来几十筐西红柿,洗净之后捣成糊状,灌进细口瓶里,然后摆在锅里蒸沸消毒。这些贮存起来的西红柿汁一直可以让我们吃到过冬。多少年之后我到了美国,如今听说洋人的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得出结论,大大肯定了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不过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当年的高太太对此道早已领悟多时了。

大约也是因为这所幼儿园办得如此出类拔萃,有声有色的缘故罢,在我快要离开的时候,终于被墙南只有一壁之隔的新华社看中,收编为它的专属幼儿园,从此之后便仅招收内部职工的子女。后来没有再过多久,新华社就把这所幼儿园迁到它在西郊黄亭子的职工宿舍区去了。当初由于教员个个尽心尽职,兢兢业业,孩童也都与教员感情深厚。直到十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记得有次幼儿园的教员都从郊区的宿舍蜂拥到新华社来造反,一位当年幼儿园里的教员便顺路到我家来看我。之后我也无论青红皂白,根本不问这位老师的造反立场,竟然糊里糊涂地跑到黄亭子去看望了她一回。

幼儿园搬走以后,据说这所尚称精致的院落分配给了一位官员居住。当然,这位官员搬走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官员来住,这倒是不用担心的。只是如今这所院落保存如何,是否仍是当年的景色就不得而知了。几次回京都曾在门口路过,只是大门紧闭,连个问话或是通融向里张望的机会都没有,尤其是臂上缠有街道治安保卫字样袖章的老婆婆坐在胡同里的对面,不时投过来怀疑的目光,便使我心中刚刚涌起的一丝勇气和愿望立时一扫而光。

出西口,这里原本是一条明沟,称作“沟沿”,后来填为暗沟之后,在一九四六年又冠以抗日英雄佟麟阁将军的名字,称佟麟阁路。当地附近一所并不大知名的小学一直到文化革命以后还仍旧称为“南沟沿小学”,据说学校并不大好,不过却还能够让人多少推知这里的确曾经存在过一条早已荡然无存的河道。放眼向街的对面望去,就是那座安立甘教堂,听我的幼年伙伴国栋讲过,他当年就是在那里被教堂里的助产士接生到这个世界来的。后来教堂关了门,赶走了神父,这里便作了一家印刷厂的车间。上次我回京之后到这一带走访,发现教堂居然重新装修,焕然一新。欣喜之余正想入内参观,却被里面迎出来的秘书小姐让出门外,原来教堂在改革大潮中已经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办公间。

返身沿头发胡同向东口走去,一路并无显赫高大的门楼,四十年代初,对京城掌故颇为熟念的余启昌先生写过一本《故都变迁记略》,其中说过在头发胡同里曾经有所西城中学,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毫无印象,似乎也找不出有哪所院落可以容得下一个学校,或许当年这所学校的规模很小。

在头发胡同偏中的地方倒还有一处可记的地方,这就是头发胡同居民委员会,这里管理着当地左近几条胡同,上千名居民的生活。

其实早在明代京城就有民居的管理体系。按照明代的建制,京城城下设坊、铺。坊有专名,铺以数计。清制于城下设司、坊,司设兵马指挥,坊设吏目。离此不远的闹市西单就是因为瞻云坊的单牌楼得名,八旗驻京时,这里还是镶蓝旗的辖地。

民国迁都以后,北平更改区划,头发胡同被划在内二区,区属设在二龙路(旧称二龙坑,实为旧城垣附近的两个大水坑)。解放后,城区之下设街道办事处,原内二区属地大致与二龙路街道相合。“大跃进”期间,二龙路街道曾改为“二龙路人民公社”,在若干胡同中设置公共食堂,头发胡同大约也曾设置,但我没有机会享受到,也从来不记得有吃饭不要钱的讲究。倒是在离此不远的文昌胡同里吃过几次公共食堂的“大锅饭”,味道自然一般,而且记得肯定是交了钱的。

街道办事处以下还有居民委员会一级组织,头发胡同居民委员会就负责管辖附近的几条胡同,行使不少行政职能,除了管理当地无业闲散的居民之外,也与从业人员所在的各个工作单位配合,起到相辅相成的统辖作用。

虽然大体上说,当年每个人都是由单位掌管一切,但也有不尽然的地方。譬如在“困难时期”,烟筒、灯泡、铁锅等物,尽管不是日常消费,但也都有不时之需,虽然没有票证控制,也还需要居民委员会开具证明方可购买。记得在我的少年时代,头发胡同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姓郭,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我曾因为厕所的灯泡和炒菜的生铁锅找他开过证明,他都从未拒绝,解了我家燃眉之急。

“困难时期”逢年过节,居委会还会帮助副食商店发售节日配给食品。例如桂皮、八角、花椒、果脯、粉丝、绿豆、江米、瓜子、花生等等不下十几样,每户每人虽然都只分得巴掌大的一小包,但总聊胜于无,也多少表现了政府体恤百姓的用意。据说在此之前几天的晚上,副食商店的职工就要彻夜加班分包货品,十分辛苦。记得有几年的春节前夕,我也是在头发胡同居委会的大门前,冒着刺骨的寒风站上几个小时排队,最后终于凭购货本买回各式各样几十小包的节日配给食品,居然可以装满一网篮。当然,这番成果除了我的努力,也有居委会的功劳在内。

另外,例如家里生养孩子,也需要街道与单位配合控制。没有生育指标,居民委员会的办事人员就会经常光顾,没有他们的批准,届时妇产科接生的时候也会让人大伤脑筋。不过,到我的妻子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西直门内,那里属于新街口街道,并没有与头发胡同居民委员会为此打过交道,但道理却是一般无二的。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桩往事让我对居民委员会的作用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抄家,便得力于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支持。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同窗张先生曾经请我帮忙留心一下他住在受水河胡同外公家的处境。我家与他外公家只有一墙之隔,受人之托,我当然尽力。果然不出几天,三十四中的红卫兵在居民委员会的带领下冲进了张先生的外公家。顷刻之间,满院的梨树都变成了秃枝,张先生的外公也被押到院子当中接受讯问。见到红卫兵来势汹汹,我便夹杂在四周围观的看客当中静观其变。

在言来语往之间我才知道,张先生外公的历史背景是街道上提供的。听老人自己讲,原来他的罪行是作过冯玉祥将军的参谋长。不知是人群中的哪一位小声扔出一句“冯玉祥是好人”的评判,街道上的人和那几个红卫兵大约一时也吃不大准,一声呼哨,就转到下一家打家劫舍去了。

眼下张先生和我一样,也已移居北美,住得离我家并不算远,时相过从,偶然也会谈起这类往事,总觉得当年的居民委员会很是不俗,对各家各户的历史背景居然都能够了如指掌。

后来,在各个单位里“揪”出“坏人”之后,也会把斗争会也开到街道上来。我曾记得我的父亲刚刚被“揪”出来之后不几天,就由部里的造反派押到居民委员会,召开联合批斗会。居民委员会不但通知了我们家属必须参加,而且把街坊四邻都召集了去,用意也十分明白,无非是在机关里斗争还不过瘾,需要在邻里之间再行羞辱一番,彻底灭灭威风。今年我从海外回京,又重新在父亲曾经站立过的那座大石基上伫立了片刻,细细体味当年的滋味。如今大门里面已经是拥挤不堪的民居,很难再想象当年的景象,父亲被历数出来的罪行也已全然不记得了,只是带头呼喊口号的那位革命居民高举的红宝书,以及父亲不得不在革命群众面前无奈低头的身影仍然历历在目。

再往西走,胡同里还有一条通向南边去的小巷值得一记。这条小巷如今称为众益胡同,由此望文生意实在很难联想到什么,可是如果知道它原先的名字叫“众议员夹道”的话,便可想到这里曾经出没过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这条胡同原本是通向头发胡同南边的旧国会院子,大约原本只有十分熟悉这里地形和要到国会去的各位议员大人才会经常在这里夺路而行,所以这条并不起眼的小巷也才被称为名字颇为神气的“众议员夹道”。至于国会的参议员是否也走这里,亦或另有一条类似的“参议员夹道”就不得而知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众议员的数量毕竟多于参议员,无非都是混个脸熟,数量多的到底占了些便宜,外人看到,便以为从这里穿行的大多为众议员。现在大约是为了彻底抹除旧日残迹的缘故罢,这条多少保有岁月留痕的胡同已经改为不知所云,含混之间似乎又有些许新社会味道的“众益胡同”了。不过,因为当年旧国会的那所院子如今是政府的重要喉舌新华社的所在地,所以“众议员夹道”早已是此路不通了。只是不清楚民国十二年直系将军曹锟贿选时,议长吴景濂曾派重兵将国会团团围住,他可否知道头发胡同还有一条暗渡陈仓的“众议员夹道”,是否也曾派兵在这里把守。

有趣的倒是此次回京重访故地,得知有住在新华社内的一位友人恰好也正在京城消暑度假,我们便索性去访她,顺便也就到新华社院内一访当年的国会的旧址。如今那里仍是一处会议厅,听友人介绍,楼下的座位已经重新装修,不复是当年的旧观。这天当我们蹑足进入大厅的时候,正好有许多青年人在那里排练节目,据说是在准备庆祝共产党党节的晚会节目。他们正演练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多少年前人人耳熟能详的盛世佳音,其声也柔,其情也深,正所谓声情并茂者。余音绕梁之际我不禁抬头观望,楼上座位据说仍是旧日国会年代的座椅,实际也就剩了个皮囊。如今这些未经世面的青年人整齐地排作数排,引吭高歌,背后便是见识过无数政治风云的舞台。想当年的旧国会,议长吴景濂踌躇满志,上下其手,终于选出曹锟曹三爷作了总统,想来总也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调弄风云的罢。此外,还记得几十年前,我所在的幼儿园归了新华社之后,也曾借用此处作为年节之际的幼儿演出,一群不晓事的幼童在同一个舞台上咿呀作声地高唱。世事变幻,人事全非,转念及此,不免使我莞尔。

头发胡同再向东走,便快出了东口。在这里头发胡同与抄手胡同接壤,那一带便是过去京城里小有名气的小市,又称海市街,在二三十年代颇为繁盛,曾有书店、古董店十数家,另有旧家具店和小器作店,四十年代渐趋衰败。不过到了五十年代,我仍记得这里还有一些收售书画的小铺和出售旧家具和杂物的铺面,另外在左近打小鼓收买什物的小贩也多将他们收来的杂物就地在此出售。据说因为他们的货物质量大都不好,甚至还有宵小偷盗之徒也到这里来销赃,他们或是怕人看出货色,或是怕人认出身份,就都趁清晨光线不好的时候来此兜揽生意,所以这里又被人们称为“晓市”,或者“鬼市”。不过我家刚刚搬到头发胡同的时候,因为家里书多,但书架不足,父亲曾在小市买过几个书架,质量相当不错。经过文化革命抄家那样的翻箱倒箧,那几个书架竟然毫发无损。最后还是家破人亡之后,以两块钱一只的价格又卖回给取代小市的“中昌”委托行家具部。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两块钱还买不来一捆上山下乡插队用来绑行李的草绳。

宣武门内大街路西的“中昌”委托行后来索性在头发胡同东口外开设了一家门市,专门收售家具,大约用意总是想挤掉“晓市”的这块资本主义的“毒瘤”。好在“晓市”在公私合营之后,早已是强弩之末,自己便知趣地早早收了摊。记得后来走过这一带,路上倒是清静了许多,胡同两旁的店铺也改换成了居家的门户,只是不知当初那些打小鼓和以捣腾旧货的小商贩后来是赖何以为生计的了。等到今年回京之后,我再次从这里穿行时,只见两侧的房屋显得更加低矮破旧,胡同显得更加阴仄荒颓,看来似乎也只有“拆”字一途了。

头发胡同从东到西大约不过一里长,在京城里这样一条本不算显眼,旧日尚称整齐的胡同里头,虽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却也给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不少的记忆。就眼下的情形看来,等我下次回京的时候,这些旧日残存的景象泰半都会烟消云散,一幢幢国人翘首以望的摩天高楼也会拔地而起,而头发胡同作为京城里的一处地名当然就会随之被人渐渐地忘却,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不过我想,我肯定依然会记得头发胡同里的那些往事,那些或是温馨或是苦涩的往日旧事,因为记忆总归是拆不掉的。

二OO二年九月十八日,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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