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〇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