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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42)

2、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余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紧接看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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