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全球，祸源就在武汉。中共的研究人员既预料到疫情的爆发，武汉当局也提前做过防疫演习，但中共一向有掩盖疫情以维护政权形象的传统，接连在疫情传播方式上提供虚假信息，导致疫情先在中国扩散，再蔓延全球。诸多受害国家开始拷问这次疫情为何如此严重地传播到全世界。
一、拷问开始了
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各国一方面忙于应对急剧爆发的疫情，一方面开始拷问疫情是如何传播的。这样的拷问主要关注两点，一是疫情究竟是如何传播的，另一点是病毒从何而来。
前两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召开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特别视频会议，讨论冲突地区的防疫措施，增强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抗击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德国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也提议就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召开安理会会议。前一个建议估计不会有结果；后一个建议即便得以实现，可以预期，无非是各说各话，不了了之。无论是召开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常任理事国会议，重点都是加强防疫的国际合作，但在疫情如何传播以及病毒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可靠的信息，就无法形成共识，开会不过是走个过场。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信息都掌握在中共手里，而中共不可能坦诚面对国际社会，疫情越严重，它掩盖真相的企图就越强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信口胡扯，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中国”；这一说法被国际媒体批评是官员带头散播假新闻，美国国务院则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抗议；赵立坚闭嘴了，但中共并未撤回这一胡说。很显然，中共在疫情造成的国际压力下，一直试图“甩锅”，但在目前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这种愚蠢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强烈的指责。
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这本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BBC昨天的一篇报导表示，“综合多份权威科学文献，目前没有科学研究或临床资料显示中国武汉爆发的疫情是来自外来国家”。
二、武汉病毒所一年前预测疫情爆发
既然疫情来自中国这一点确切无疑，那么，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就只有从武汉开始追查。但只要中共咬死不说真相，其它国家其实难以进行独立调查。武汉疫情爆发后，美国曾建议派遣专家协助调查，但被中共断然拒绝；相信今后中共也不可能开放病毒样品和疫情数据、诊疗记录等重要档案，因为那正是中共决心彻底隐瞒的东西。所以，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拷问将始终无法取得进展。
最初，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病毒来源是武汉市江汉区华南海鲜市场上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但武汉市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对早期41名确诊患者的研究显示，12月1日出现的零号病案与华南海鲜市场及其他确诊者均无关连，说明源头不一定来自市场的动物，这份研究在1月24日刊登在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
随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它一直在从事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据报导，该研究所有中国首个生物安全防护水平最高的实验室和国家卫健委指定的“国家级微生物菌毒种保藏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差不多一年前的2019年3月2日，该所研究人员就已在西方的英文期刊《病毒》杂志上发表论文表示：“普遍相信蝙蝠产生的冠状病毒将再次引致下一轮疫情，中国可能是爆发点；面临的挑战是预测它何时何地爆发，我们才能尽力避免它的扩散”。该论文的四位作者均为这个研究所特殊病原体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那位因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而知名的石正丽。这些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该研究所对疫情即将爆发已有相当把握。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时，演习中专门安排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军运会航空口岸专用通道开通测试》，湖北日报，2019年9月26日）。这次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演习结束后两个多月，武汉疫情就全面爆发了，似乎当地政府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三、新冠病毒研究室被军管
正当舆论就致病病毒是否来自武汉病毒所多方拷问时，法广2月8日报导，“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陈薇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军阶是少将，1991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同年4月特招入伍，入伍20年之内升到少将，是少见的文职军官快速升迁。她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2016年以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2016年军队体制改革，总后勤部撤销，成立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改隶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201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并入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陈薇的生物工程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对口，以她的职务和军阶来看，确实可以算是军方的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
她在武汉1月23日封城后立即“空降”该所，时机和过程很微妙。她1月25日到达武汉时天河机场已关闭，没有民航航班，她很可能是乘坐民航或军航专机抵达，表明其武汉之行乃奉军方高层之命，且任务紧急而重要。她到达武汉病毒所之后，一开始只是低调地调查，她想掌握的情况当与武汉肺炎的发生有关。当时武汉病毒所还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她紧急赶去武汉病毒所，应该是已经知道可能有大问题，需要立即处理。对一个“普通”的实验室派具有这种特殊身份的少将在如此敏感的时刻介入，说明其中诡谲多多。随后陈薇便以少将身份接管了武汉病毒所的特殊病原体和生物安全实验室。
军方接管就是军管，即用军纪和军法来管束这个与新冠肺炎病毒有关的实验室。这当然不是为了组织病毒研究攻关，正常情况下推进研究课题用不着军管；军管很可能是为了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护和保密措施。对武汉病毒所的军管决定了与疫情源头相关的所有外界猜测都无法再得到任何验证；军管相当于筑起了一道高墙，把这个实验室彻底封起来了，比武汉封城严厉得多，任何消息若有泄露，当事人可能面对军法从事。
2003年的萨斯瘟疫之源头，中共事后承认是“实验室污染和工作人员感染的重大责任事故”（新华社，《非典疫情源于实验室内感染，吴仪要求认真吸取教训》，2004年7月1日）。这次疫情的全球恶果如此严重，指望中共事后说出病毒源头，再无可能；而外界也无法查清这次疫情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这样，一场全球横祸，病毒究从何而来，从此竟成天问。
四、疫情扩散三连环
既然病毒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被中共彻底封死，对疫情的拷问就只能关注疫情传播问题了。这次疫情发生后，在下述三个环节上中共的处置导致了疫情的国内、国际大扩散。
首先，把疫情来源单纯局限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使外界误以为传染仅限于接触此处的人；其次，宣称此病毒不会人传人，令民间失去对防疫必要性的警惕；再次，等疫情扩散后，又再次误导国内和国际社会，宣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力不强，直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还在重复这套谎言（见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一文或起千重浪，疫情真相重解读》）。从疫情爆发到今天，这一系列淡化疫情风险的说辞无疑大大减弱了国际社会和出国旅行者对疫情的担忧，间接地影响了全球的疫情恶化。
如果是无心之错，上述人为之过可一可二不可三，偏偏中共连续在三个重要环节上对疫情传播的危险性发布虚假信息，显然是故意所为，并非疏忽或无知。中共有过实验室研发病毒导致萨斯灾祸的惨痛经历，近年来又掌握了新冠病毒的大量资料，也事先知道“冠状病毒将再次引致下一轮疫情，中国可能是爆发点”，而且疫情爆发不久前在武汉刚演习过防疫操作，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具有充分的抗疫防疫准备；但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恰恰是在对新冠病毒最熟悉的中共治下，疫情会如此快速地蔓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有隐瞒疫情的传统政策和封锁真相的制度环境，这种传统政策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疫情向国外蔓延，遗祸全球。
中共隐瞒疫情的做法，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类似做法一致，即防堵灾难的负面形象扩散是最大的政治。其要害在于，重点不是全力降低灾害对社会成员及国际社会的危害，而是防止其政府形象受到冲击，为了后者，有时会放弃前者。为此，中共有一套始终一贯的灾害应对办法：第一是掩盖疫情来源，以免国内和国际社会追责政府；第二是淡化疫情的危险，以免国际社会警钟长鸣；第三是避免防疫措施动摇经济，进而威胁政权的安全；第四是对外宣传上设法转移视线，以减少国际社会对政权错误作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次中共的做法与其传统套路其实并无二致。如果西方社会轻信中共关于疫情传播方式的虚假信息，后果极其惨重。
五、疫情严重冲击美国
这次疫情的全球严重蔓延，与各国政府对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的中共政权的认知有很大关系。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其中的共产党制度之祸，随着苏联国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以及苏联解体，被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埋进了前苏联的废墟里。此后中共被美化成了民主世界的候选人，在西方国家的政界及主流学术圈里，几乎没人想过，类似的切尔诺贝利之祸会不会在中国再现？如今，现实已经为证。西方世界此刻正在为轻信中共的疫情谎言，以及对共产党国家消解灾难引起的负面形象之相关体制政策茫然无知，而付出二战以来最大的人命代价。
就在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疫情政治茫然无知的状态中，武汉的疫情迅速通过国际旅客扩散到毫无警惕、全无防备的世界其它国家。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去年12月到今年2月，23万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从中国回美国，53万中国人飞来美国，总共76万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自2月2日禁航，但仍有1万8千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在2到3月从中国回美国。此外，34万人从意大利、42万从西班牙、190万从英国来到美国，这些国际旅客中许多人是欧洲疫情爆发后离开欧洲的；虽然美国对意大利和西班牙3月13日禁航，对英国的禁航晚几天，但为时已晚。仅这4个国家就有340万人在这段时间来到美国，其中150万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190万是旅行者、商务人员、学生等。
美国之所以成为继中国之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国际旅行者入境数量巨大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旅行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无症状传染者；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中共的不合作，美国无法尽早研发对病毒携带者的检测手段。纽约是美国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国际旅游者相对比较集中的滞留地，于是纽约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病毒肆虐之所。
全球疫情仍在继续蔓延，我们对这一疫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各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稳定，仍然知之不多。相信今后若干年内，疫情的传播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同类病毒再次危害全球，将不仅是个长期的医学和生物学课题，更是一个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政治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