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个故事，说一天夜里下起了雨，某个村子里的教书先生，原本过一条沟，要绕一点路，从一个小桥上走。但是，那天他没带雨伞，看看四下无人，就从沟上跳过去了。不巧，村里的一个孩子，正在沟里摸虾，给看了个正着。然后就嚷嚷起来，先生跳沟喽，先生跳沟喽！于是全村人就都知道了，以至于这位从外面请来的教书先生在村里待不住，只好辞馆走了。
教书先生是读书人，是戴方巾，穿长衫的。走路得有个斯文劲儿，过沟就是能跳过去，也不能跳，这就是当年一般人对读书人行为的一种要求。这位先生，书教得好不好不说，单就这一个“失当”的举止，就导致他威信下降，有人会因此认为他没法给弟子做表率。即使没有这样，一个先生，老是让人说三道四，也感到丢脸，所以只好走人。
古代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如果做过官有过功名，那就是缙绅，标准的上等人，而且是有文化资源的上等人。这样的人，有没有行为准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有，也没有。说它有，是因为的确存在一些默认的规则，大家公认，读书人不能做什么。比如说，从小的方面讲，穿着举止要得体，家乡的公益事业，你要管。从大的方面讲，你不能太无耻，礼义廉耻在面子上要过得去。要说没有，那就是总会有一些读书人，尤其是有身份的读书人，在大的方面，根本不讲究这个。
在明代之前，士大夫的堕落，还有个底线。比如说，你可以拍当道的马屁，但不能拍宦官的。所以，无论东汉还是中唐，宦官专权，一边是仗着皇帝的撑腰，一边是仗着手里的兵权，鲜有士大夫做帮凶的。但是，到了明朝，前面还凑合，太监专权，士大夫即使暗中帮忙，也不敢公开。但是待到魏忠贤做了九千岁的时候，公开做魏忠贤干儿子干孙子，肉麻地歌颂厂臣（魏忠贤自称），给魏忠贤建生祠的事儿，士大夫们都干了。你可以说，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大批士大夫冒着生命危险在抵制，但抵制归抵制，马屁归马屁，后者声势更浩大。
所以，明亡之后，顾炎武说，士之无耻，是国之大耻。国耻又怎么样，就算导致了国丧，断送了崇祯夫妇两口，人家就无耻了。
从魏忠贤之后，士大夫统一的行为准则，也就没了。也不是没了，小规矩还在，读书人还是不能随意跳沟，但大规矩，无所谓了。只要皇帝老儿不问罪，别人说什么，谁管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可以窃国，但不能窃钩。清朝基本上没有宦官专权，晚清李莲英他们，还不算专权，只是跟太后腻乎一点，就有人走他们的门路，跟李莲英结拜的，也不知道有多少。行为的无耻，已经在悄然之间，不再算事了。因为，人们为了利益，已经不要脸了。所谓的士大夫，行为举止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脸，如果不要脸了，那么，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当年的魏忠贤，实际上是站着的皇帝，能得到皇帝的赞许，即使被人戳脊梁骨，又算得了什么，咱不要脸，有的说。
201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