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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与“国际共管”

当前情势下,把“武肺病毒”称为“中共病毒”虽比“中国病毒”更政治正确,但我相信国际社会有更多人选择“中国病毒”而不是“中共病毒”。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深意,“中共病毒”强调中共政权对此次瘟疫全球大流行罪责难逃,而“中国病毒”则更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腐蚀性和毒害性,两者并不矛盾,贯通起来解读则更为深刻。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何频就提出了“中国病毒”的说法,对中共政权主导的“中国崛起”将祸害全球,发出了警告。

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命运将如何?这是百余年来中国精英一直思考的问题。1924年郑孝胥在协助溥仪逃离紫禁城时感叹:“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一预言让我最感震撼的是,当时的中共还远未形成气候。当然,多年来我也像许多人那样,无法想象“共产亡于共管”的情境,而这一次“中国病毒”或“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似乎让这种想象成为可能。

郑孝胥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无力自救。回头看历史,我接受郑的这个基本判断,但也认识到,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且都要经历痛苦的文化更新。在这层意义上,郑的预言并无特别意义,但他认为中国将走上“共产”邪路,并造成自己无法收拾的灾难局面,以至非“国际共管”不可。现在看来,他的这个预言隐含着两个相当有远见的判断,一是主张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精英易受“共产”乌托邦的诱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统一旦与“共产”乌托邦相结合,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郑孝胥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洞察力?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和世界又面临新的大变局,中国如何选择,有没有能力避免灾难性的选择?又成了问题。

今天中国和世界的格局虽与百年前大不相同,但政治大一统的理念,依然支配着很多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判断,依然是诱导中国做出灾难性选择的一大文化因素。如果说,当年借“统一”为名,引狼入室来争个人权位,最终断送了地方自治而给苏俄扶植的中共创造了上台机会,那么今天借“统一”为名来毁掉台湾的民主和香港的自治,就是习近平维护中共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基本“国策”。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滋生的中国官场文化,也是这次武汉疫情失控最直接的原因。那么,这次“中共病毒”带来的全球大灾难,有没有可能阻止习近平成就“统一大业”的野心,或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反而更促使他下决心搞所谓的“武统”,以至不惜与美国开战呢?

我的判断是,这次“中国病毒”对于阻止习近平以及许多迷恋“大一统”的中国人实现“武统”台湾的梦,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爆发的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无妄之灾,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场全球大灾难中的种种言行,让太多人看到了在“大一统”心结支配下,中国对世界秩序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共同的体验和观察,虽不会直接导致所谓的“国际共管”,但确实能为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过去不能想象的“集体行动”提供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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