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进了工厂，学徒满师后就有了探亲假，由此当起采购员。小本上记满张三李四的采购记录。探亲假的12天宝贵时间，有一大半花在为他人购物上了，我像条狗似的在上海滩东窜西跑寻寻觅觅，累的人直趴下。
那时流行的话：在厂子里上班下班东混西混做个“小混子”，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做个“三孙子”，回家探亲大包小包采购运输做个“毛驴子”。不过毕竟能回家了，为人采购做个“毛驴子”也成了乐事一件。
那年头虽然生活艰难、政治压抑，但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依然顽固，“臭美”真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尤其是东北娘们，实在是爱俏。脚板本就粗大，偏偏喜欢上海的女鞋，还问：上海哪儿出的女皮鞋最好？这我知道——南京路上的“兰棠”啊。
朋友桂未谷的嫂子仲婉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分配到吉林省歌舞团任花腔女高音，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花”得实在是好，我们特地坐火车（车票一块二）去长春看音乐会为她捧场。在省歌舞团（什么大道的转弯角上）的楼里，我们东张西望注意款款走来舞蹈队的美女：呀，太瘦了！然后跑到“桂嫂”的宿舍里，骗了一顿午饭。在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她的同学“姚姚”的故事；又说起朝鲜，一个清洁卫生得实在没有多少事物的国家的见闻。“桂嫂”还给我们展示了“兰棠”皮鞋店为她出访朝鲜定做的皮鞋，浅浅湖绿色的船鞋，确实漂亮，于是记住了“兰棠”。
这下好，自己显能一吹，娘们师傅就点名要“兰棠”的。
不说上海买皮鞋要“工业卷”，单说那上海女鞋做的又细又窄，你东北老娘们的大脚如何装得进去？娘们说了，没事儿，就是喜欢沪产女鞋那份“秀溜”劲儿，喜欢那股精致小巧样儿，挤脚也不怕，不碍事。那时流行“丁字”皮鞋，娘们的肥脚硬撑了进去，那一竖的两边就鼓鼓的，脚背胖肉凸起，肉感得很，左看右看，看顺眼了，倒也别有韵致。
可怕的是，东北娘们的嗅觉特别灵，上海流行什么全知道，什么“一把抓”纱巾，什么泛光的“的确良”春秋两用衫，什么纯涤纶针织两用衫，也不知哪儿来的情报。
手头竟然还保留着某年采购的明细，有要什么化纤长裤的，什么模压船形皮鞋的，旧手表要换面翻新的，要白塑料底松紧鞋的，要支援越南的那种压缩饼干的，指定要上海儿童食品厂婴儿奶糕的，有要带什锦奶糖的，甚至缝纫机用几号几号针的、绣花用各色丝线的……
还有后来常被全国各族人民拿来耻笑“阿拉上海人”的套在脖子上的各色男女假领，更是每次采购必备的。那男式领子里衬有塑料硬片，洗了不变形，特别挺括；那女式假领镶有各式花边，争奇斗艳。
为了给师傅们采购，我跑遍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走遍曹家渡、老西门、提篮桥，流窜徐家汇、大自鸣钟、城隍庙。
有时躺在床上常想，他妈的，找老婆，一定要找个营业员，省多少事！再贪心一点，美滋滋地胡想，最好是“中百一店”的，“永安公司”也不错啊。于是人在商店一心两用，一边购物横生邪念：这小姑娘不错！可一想起自己已不是“上海人”，连苏州河的黑水臭水每年也只能喝上十来天，于是自惭形秽，马上“斗私批修”，打消歪念。
曾经有楼上楼下俩邻居小姑娘吵架，楼上的理亏，楼下的得理不饶人，楼上的小姑娘节节败退，情急之下大喊：“阿拉是上海户口！侬啥地方格？”插队在安徽的楼下小姑娘果然一击而被点中死穴，一愣之下顿时变了脸色，哑口无言。楼上小姑娘遂反败为胜。这是我的朋友后来去了美国的梁志尚说的，就发生在他家楼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楼下小姑娘的死穴，正是我等的致命要害，原来回家才是真正的“灰孙子”，一想至此，果然万念俱灰，还是老老实实继续做好自己“毛驴子”的工作吧，不要自寻烦恼，要做个快快乐乐的毛驴子。
那阵子静安寺紧靠“百乐门舞厅”（共产党来了改成“红都剧场”）的“九百”，就似一条长长的主弄堂，再纵向一条条支弄（曹家渡有丬“朝阳”百货商店也是这样的布局），印象中光线灰蒙。就在“支弄”里见到了苦苦寻觅的“一把抓”纱巾。可那营业员老头不肯多卖，5条，一次只能买5条。好，下午再去，老头眨巴眨巴眼，摇摇头，又卖了5条给我。回厂还是不够分的啊，第二天，我哥哥出马，再去。老头一见，竖眼：昨天不是你吗？哪里，认错人了！总算又买回来5条。
还有一次为了买到男式皮鞋（当时只有所谓“青年式”，后来才有了包边的“荷兰式”），从上午店门一开就挤在南京西路的“博步”皮鞋店，人挤着人，前面的探着身子趴在柜台上，后面的贴着前面的臀部，不知谁听来的，说今天有货！营业员一再申明没有的事，人挤人大家就是不走。中午在石门路凤阳路口的小点心店吃了“生煎馒头”，再去泡着，浪费了一天时间。
门卫老赵要沪产“春蕾”表，偷偷跟我说，什么什么姨啊姑啊的亲戚要结婚了，无论如何帮帮忙。咱哥俩关系还不错，上班时间溜出去。老赵常睁眼闭眼看不到的，这忙得帮。写信回家，把任务扔给了家里，家里怎样忙活我管不着了，反正家里父母哥哥姐姐全体动员，总算搞到“表票”，托人捎来了“春蕾”，那表好像要120块钱吧，要3个月的工资。“春蕾表”装在黑色绒布的翻盖盒里，表面上小巧精致的红色花蕾炫目，透着一丝高贵气儿，当年瞅着，也真是弹眼落睛的。
比较烦心的是开口要挂面（卷子面）的，3角2分一卷（一斤），给别人带，我还不会自己带？虽然上海也是凭“购粮证”每月限量供应，但总有办法的，为了帮我买挂面，我的姐姐每次要到靠近浙江的金山小镇上去买。问题是实在带不动啊，想想每次回东北买火车票、上火车的艰难就害怕，上海到乌鲁木齐的52次，到三棵树的56次，还有到成都的、到昆明的，那都是有名的“强盗车”啊。上海滩有多少“强盗”发配流放到全国各地，年轻的是下乡知青，中年的是支内职工，老年的是解放初的知识分子。人人横眉瞪眼气急败坏抢占行李架，你磕我碰你喊我叫一副拼命的架式。
可头儿脑儿的跟你说了，你敢不带？何况还说明了的：实在也是家里病人老人的，不算救人一命，也算功德无量。有时三四斤挂面的，一块来钱也就算了，当然罗，那时的头儿脑儿决不像现在这么黑，不会亏待你的。
记得调离厂子的时候，明明已经用过探亲假了。可“劳资员”绝对够意思，硬开证明：“该同志今年尚未领过探亲假，特此证明”，“啪”劳资公章盖上。挂面起作用了，何况那路费又不要他出，不要厂子出，还不做个好人？赵胖子，绝对好人，该同志云南曲靖人，原空一军20师轰炸机领航员，肥肥胖胖，走路摇摆。因为找了个东北娘们，转业留在了当地，在厂子劳资科做了有实权的劳资员。
和我们一同进厂的公主岭知青老吴，吴正江，原籍湖南。老吴练得一身好肌肉，写得一手好文章，其父是吉林省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家境殷实。偏偏他的老母亲想煞家乡湖南的“豆豉”，几成疾患。老吴和我说了，帮着办一办。“豆豉”我知道，我母亲就会做，抗战时在江西泰和跟当地人学的。我一拍胸脯：哥们放心，这还不是小事一桩，随口答应了。可上海哪来湖南豆豉呀？我也没了方向，东转西转，西藏路的“全国土特产商店”、第一、第二食品商店，影子都没有。最后还是在淮海路上的“川湘土特产商店”完成了任务，那“豆豉”包装在长条牛皮纸卷里，犹如挂面，想来那是干货了，还不知买的对不对，老吴后来可再没提起。前两年听说，老吴做了当地的市经委副主任，仗着体格棒，常喝得醉醺醺的。
就这样，我在厂子6年多领了5次探亲假，也就快快乐乐做了5次购物搬物运物折腾的“毛驴子”。
2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