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孙阳武是在1965年春天，我刚被分配到园艺排男工班。
第一天出工，全班在路口会齐，已经到了几个人，就见远处走来一个人，黑棉袄黑棉裤，缩着脖子、两手揣在袖筒里，黑色破狗皮帽子的两个帽耳朵上下呼扇着，一窜一蹦地像个球似的就过来了，嘴里还荒腔走板地哼唱着：“姓张姓李不姓王，姓儿也比那姓孙的强……”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孙阳武则年近四十。他老家是河南范县，因是黄河故道、黄泛区，十分贫穷，1959年北大荒农垦部门到内地农村招募农工，他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举家迁徙来到了种畜站。
老孙中等身材，脸色黝黑、上面布满皱纹，看上去倒像五十开外的人，不过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挺滑稽的、自得其乐的人。
给果树打药的时候，我们男工班负责挑药。骄阳似火，暑气如蒸，挑着满满两个木桶的波尔多液，可比一挑水重不少，一天下来要走几十里路，男工们都脱了个光膀子，满脸通红、浑身油汗，我们几个知青，把上衣团成一团，垫在肩上，仍然疼得龇牙咧嘴。几天工夫肩部就红肿溃烂了……
而那几个老职工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样子，尤其是老孙，一挑重担在他肩上仿佛没有分量，不仅左肩右肩随意调换，一颠一颤地，嘴里还哼着小曲。令人惊异的是，他还耍开了活宝——他低下脑袋，让一副挑子以他的后脖颈子为轴心旋转360度！工间休息时我凑近观察，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的后脖颈子上长了鸡蛋大的一个肉垫，显然是长年累月挑重担子的结果。
我好奇地摸了摸，软乎乎地并不硬，上面也没有老茧，只是表皮有点粗糙。老孙拨开我的手用一口范县口音说：“男人头、女人腰，不能摸！”“摸”在这里发“铆”（第四声）音。
冬天果园没活干，我们男工班被派到完达山里去伐木，齐膝的积雪中我们要把伐倒的木头截开（叫造材），四人一组用两副搭钩把木材抬到楞场，然后装车运回种畜站。
老孙又有稀罕令大家开眼——北大荒的冬天零下四十度，别人穿着棉胶鞋、裹着绑腿，鞋里还包着包脚布或者垫着乌拉草还觉冻脚，从积雪里拔出腿来鞋上沾的都是雪。而老孙到了歇脚的时候，解开鞋带，把脚丫子从棉胶鞋里抽出来，就好像是刚出屉的热馒头一样，冒着一大团热气！原来他是汗脚，而且特别不怕冷，所以从来不穿袜子、光脚穿棉胶鞋。不光是汗脚，他的手也是如此，摘下棉手套，两手两团白气。
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虽然他那年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
想不到，这样一个笑面弥勒，也有苦恼。事情还得从文革前说起。
我们这个千亩果园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一个雄心勃勃的、东北农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的老大学生创办的。可惜种畜站地区的小气候条件较差，老大学生遂另选新址建了新果园。老果园就由种畜站园艺排维持着，老大学生走前，推荐了一个他从宝清农村招募来的果农担任排长兼技术员。此人姓诸，三十多岁，懂得些在高寒地区种植果树的经验。
其实，矛盾一开始都是很小的：本来诸某和老孙都是一个班里的农工，诸某为人圆滑，干活却不行（客观原因是身体单薄），很会讨老大学生的喜欢。老孙和班里的男工都是山东人（范县原属山东），都是直肠子人，有啥说啥，他们评价人的标准很简单，就看干活好坏。我虽然在全连二百多知青中比较孤立，但老职工对我还不错，就是因为我干活卖力气、不怕苦。
所以，由河南范县老乡为主体的园艺排的男工们就有些瞧不起诸某。老大学生一走，诸某竟一下子成为排长了，昔日时常被男工们挤兑的人突然成了顶头上司，大家就有点不自在。诸某想的是“可该出口腌臜气”了！要让全排人看得起，就得立威！他选定的目标就是老孙。
那年月，正是越来越讲阶级斗争、讲出身的时代，老孙恰恰有个短板：他出身上中农。按说，上中农还是属于劳动者，只不过自己辛苦一辈子攒了点儿钱买了点儿地。但整个社会充斥着极左的戾气，越左越革命！吃香的是贫下中农，所以别说地主富农，就连上中农也都给踹到剥削阶级堆儿里去了。
男工班里也有出身不好的，但都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迈一步路。老孙则有一个“毛病”：好说，话多。
有一天晚上照例开会学习，在昏暗的灯光和满屋子自卷“大炮”的烟雾里，听有文化的年轻农工读报。劳累一天的人们，大部分都昏昏欲睡，也有的在交头接耳；诸排长站在那里，突然提高了声调说：“都精神着点儿，别开小会！”接着话题一转，面向着孙阳武坐的方向说：“孙阳武！你不好好学习，还在那儿骂我，别以为我听不见！”孙阳武吓了一跳，他确实跟旁边的人嘀咕着什么，但并没有骂诸某。他赶紧辩解说：“谁骂你来？我骂你啥啦？”
诸排长声色俱厉地说：“你没骂？我明明听见你说；‘别听他妈的胡咧咧！’”不等孙阳武反应过来，他就指着孙旁边的人说：“滕××！你说！他是不是骂我了！”滕××平常最“怂”的一个人，唯唯诺诺，谁也不敢得罪，这下子排里最大的“官”生气了，吓得他话都不会说了，只是口吃地说：“我没、没……没听清楚……”
诸排长大声说：“孙阳武！你这是对学习的态度问题！是对突出政治的态度问题！你要好好检讨！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事儿，如果态度不端正，我要向站里汇报！”
一句话的事，两个人结下了“梁子”。诸排长觉得，只要你孙阳武向我低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完了，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孙阳武则认为，我没有骂你，凭什么栽赃到我身上？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诸排长的步骤是，先要孙在班里检讨，他亲自到男工班来听，然后要孙在全排做检讨，实际上是要当众羞辱孙一番。没想到的是，孙始终喊冤，说自己根本没有在跟别人小声骂诸排长，拒绝做检讨。
不久，文革就到来了。诸排长依仗着自己出身好（贫下中农），成了种畜站革命领导小组的一员。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将孙阳武的事儿上纲为“阶级报复”：出身上中农的孙阳武打击出身贫下中农的诸排长，“罪行”等同于反革命！而且与“炮轰派黑干将”郭小林划不清界限，罪加一等，于是由“群众专政指挥部”派武装民兵把孙阳武也抓到托儿所里关了起来。
一辈子“土坷垃里刨食”的劳动者，文革一来，居然也成了坏人。孙阳武不知道应该向谁求助、向哪里喊冤？他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站长，可站里的领导跟他一样关在托儿所里。出身不好的、当过国民党兵的、抓了十几个。他觉得天塌了，真是“投诉无门”了。所以，他每天蜷缩成一团呆坐在木地板上，用粗糙的手掌抹着眼角不断涌出的泪……
然而灾难并没有完结——外来的打击不算，家里又“变生肘腋”了。孙阳武的老婆姓张，虽说和孙阳武生了两男一女，可从来对这个家、对孙阳武没有满意过。一点儿芝麻绿豆的事儿，就能跑到家门口捶胸顿足、口沫四溅地大骂，什么“日你亲娘祖奶奶！”“你个狗逼操的！”骂上几十分钟不嫌累，本来就很丑陋的脸歪扭得愈发像个凶神恶煞。原因很简单，就是她的出身好，嫁给老孙这个“上中农”，本想着过上富裕日子，没想到仍然穷得叮当响；加上因他的出身受连累，觉得吃了大亏，更加气不打一处来！每天摔盆打碗，弄得家里鸡飞狗跳。
大概是在1966年夏秋之交，下午五点多钟，站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发出急促的声音：“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孙阳武家的闺女走丢了！孙阳武家的闺女走丢了！全连同志能出来的都去帮忙寻找！”连续播了好几遍，大家一听，人丢了，这不是小事！种畜站四面是庄稼地，庄稼地外面就是山野莽林，平常极少有人进去，夜晚总有狼的嚎叫声。这些年老虎是见不着了，但黑瞎子、野猪还是一到秋收时节，就下山祸害庄稼……
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北大荒天黑得早，而且听说这姑娘上午就出了门，到现在不见踪影——人们一遇风险容易往坏处猜想：会不会……如果……万一……越想越觉得可怕，纷纷拿着镰刀什么的，分路向离住地较近的北边、东边林子搜索而去。
正当人们搜寻了近一个钟头工夫，高音喇叭广播说：“同志们回来吧！同志们回来吧！孙阳武的闺女找到啦！孙阳武的闺女找到啦！”
原来孙阳武的十二岁闺女孙兆芬，跟她妈妈赌气，躲进自家的豆秸垛里藏起来，想吓唬吓唬她妈，上午躲进去，中午饭也不出来吃，一直藏到下午天擦黑。孙阳武老婆着了急，跑到站里的广播室，要求广播找人。孙兆芬在豆秸垛里听得一清二楚，觉得事情闹大了，憋了一会儿就讪不搭地自己走出来了。
为什么赌气呢？这天一早，她妈妈给她一块钱，让她去五里地之外的四营商店买块肥皂；姑娘十二了，知道爱美了，从小到大没穿过袜子，就想着给自己买一双漂亮的花袜子，正好一块钱买了袜子还剩五分钱，就买了几块糖，含在嘴里那叫一个甜！
没想到九点多钟回到家里，劈头盖脸就遭到张老婆子一顿臭骂：“你个小逼崽子！知道臭美啦！我揍死你！”一边骂一边抡着笤帚追着姑娘打，孙兆芬也有点儿犟，一边跑一边说：“你打吧！你打吧！我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回这个家！”就跑远了，待到听不见老婆子的叫骂声了，才悄悄踅回来钻进豆秸垛里藏了起来——北大荒家家都有豆秸垛，跟房子一样高，是公家分配给老职工的烧柴，每次生火去掏上几把，掏来掏去就掏出一个大洞，里面藏个人，把洞口用豆秸堵上，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到了1968年，兵团成立，按照部队的建制逐级建立班、排、连、营乃至团；革命领导小组、群众专政指挥部就寿终正寝了。关在托儿所里的那些“犯人”也陆续放出来了，“罪名”也黑不提白不提地过去了。孙阳武坚决不肯再回园艺排，站里就安排他到食堂做豆腐。
北大荒三大作物：小麦、大豆、玉米；大豆个大粒圆，黄澄澄的，做出豆腐来，堪称天下第一！我去过老孙的豆腐坊，两个巨大的灶台上两口三尺半大锅整天沸腾着，屋里蒸汽氤氲，对面看不见人，待上片刻就热出一身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孙家又出了一件事。这件事是我的老班长给我讲的。那是个冬天，老班长带队上山打石头，冰天雪地，寒风呼号，路过团部汽车站时，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老人蹲在路边哭，仔细一看，这不是咱们站老孙他爹吗？一再追问之下，老爹擦干眼泪说：说出来丢人哪！我一个老辈儿，让自己的儿媳妇赶出门啦！丢人哪！老孙的父亲那年一把年纪了，从范县千里迢迢坐了好几天的慢车（坐不起快车），到北大荒来看儿子，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家门口，儿媳妇不让进门，她凶歹歹地说：俺们没你这个爹！你个上中农给俺家造了多少孽呀！要不是你这出身，俺家能遭这么大罪吗？你走吧，俺家没你的地儿！
孙阳武可怜兮兮地想替父亲争一下：老人大老远来了，你总不能水不让喝一口、饭不让吃一碗吧？
“我一个贫下中农，我就是不让你们这些坏人进门！你再闹！我他娘的连你一块赶出去！”
咋办呢？一天就一班长途车，今天晚了，想走都走不了，万般无奈，老孙只好找到知青宿舍，看有谁去探亲，空出铺位，让老爹凑合一宿。吃饭，只好去食堂打点儿剩饭，捅开豆腐坊封着的灶，给老爹热了热、又弄了碗热豆浆，算是把肚子填饱。
第二天，老爷儿俩赶了十几里路，老孙偷偷地把老爹送到了团部汽车站，爷俩相顾无言、洒泪而别——他还得赶紧回去做豆腐！
儿子走后，老爹一个人在车站越想越窝火、越想越难过，本来他这回来看儿子还真是有了难处：家乡搞农业学大寨，生产越搞越糟，吃不饱饭，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十分，仅值九分七厘钱，他想再怎么说，北大荒是大粮仓，儿子没钱，但弄回一袋白面应该不是太难吧。没想到，两手空空就被赶出来了——也不能说两手空空，还“挣”了一堆臭骂呢！这让他回去怎么向眼巴巴盼着白面的亲友交代！于是就有了老班长他们看见的那一幕。
从此再也见不到孙阳武的笑脸，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整日埋头在豆腐坊里，只管磨豆浆、做豆腐；包裹着他的是豆腐坊那团团的蒸汽，更是他对诸排长的怨恨——也别责怪他心窄、见识浅，他认准一切灾难都是因为诸排长而降临到他身上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因为长期郁闷，基层也不具备什么医疗条件，五十出头的他竟得了一种怪病（其实就是现在常见的脑溢血），先是偏瘫，继而半身不遂，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本应对他尽妻子照顾之责的张老婆子，更加嫌弃他了，对他变本加厉地虐待，除了惯常的恶声恶气的呵斥、詈骂，到后来发展到不让老孙上炕，只许他躺在地上一块破席子上，吃饭也是给丢些剩饭在一个肮脏的破碗里，那状况竟是猪狗不如了，种种惨状，实在不忍详述……
苟延残喘的孙阳武，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他唯一想的是死。但怎样死法呢？饿死渴死然后像块臭肉似的让人扔了？心有不甘啊！
大约在1979年新年过后，孙阳武瘫痪已近半年。在将近春节即年关的时候，他暗自下了决心，要采取一个特别的死法，要让大家知道他心中的不平、表达他最后的抗争！
他暗中作着准备：趁张老婆子不在的时候，他靠着还能活动的两只胳膊，爬到小屋，翻找到需要用的东西和棉衣棉裤，藏在他够得到的地方；那几天里，他尽可能地强迫自己多吃一点儿哪怕馊饭烂菜，以使虚弱的身体恢复一点儿体力。当然这一切都做得不动声色，不能让张老婆子有丝毫觉察……
除夕前两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北大荒冬季的暴风雪是出了名的，当地俗称“大烟泡”，狂风挟着暴雪，呼啸千里，暗无天日、对面不见人。即使不刮风，厚达一米的积雪也令人裹足难行。
那两天的大雪，直到年关才有了减弱的迹象。家家户户备齐了年货，早早躲进低矮而温暖的屋子里“猫冬”去了。窗外的劈柴垛上冻着一笸箩一笸箩的饺子，大年夜全家人围坐在炕桌旁，热气腾腾地吃着饺子、就着酸菜炖白肉、喝着北大荒白酒，该是多么红火热闹啊！
老孙家里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冷冷清清，肮脏凌乱，臭味熏人……大儿子复员回来安排在宝清县邮局工作，找了个县小学的老师，挺周正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不料张老婆子死活看不上这个媳妇，整天指鸡骂狗、横挑鼻子竖挑眼，生生给骂跑了。儿子受此刺激，渐渐精神不太正常，在宝清待着不肯回家。二儿子在这样一个家庭，刚二十出头就得了癌症，去年去世。那个孙兆芬，对这个家早就厌恶透了，刚满十八岁就嫁到二营（分场）去了。
张老婆子怨天怨地，怨自己命苦，嫁到这样的人家，丈夫不好、儿子孬、媳妇坏、闺女不听话……就是不怨自己。对着瘫在地上的老孙，依然是无休止地捶床捣枕地骂，祖宗八代地诅咒……
好不容易捱到半夜，雪静悄悄地停了。俗话说：下雪不寒雪后寒，后半夜的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
孙阳武家那恶妇累了困了，睡死过去。睡死过去的还有整个种畜站住区，因为没有路灯，而午夜过后，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只有缓缓的北风在无人区般的住区里穿行。
孙阳武也毫无倦意，他竖着耳朵，一直等到张老婆子鼾声响起，才轻轻拨开里屋的门，先爬到北屋摸出准备好的东西，又艰难而缓慢地套上破棉裤、穿上破棉衣，戴上破皮帽子，便“上路”了——像一条虫子似地慢慢爬了出去。不过虫子是一拱一拱地爬，而他的下半身无法动弹，只能凭着两只胳膊匍匐着、拖着整个身躯向前蠕动。
一出家门，他便一下子掉进半米厚的新雪里，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瞬间侵彻了他的周身。他早已不复是当年打药、伐木时的壮劳力，而是瘫痪半年、气息奄奄、极度虚弱的垂死之人，每爬一寸都要拼出浑身力气，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张大着嘴，任凭白雪涌入口中、灌进衣领……
风渐渐停了，乌云未散，天黑如墨，站立行走的人都只能凭借白雪反射的微光辨认道路，何况老孙的脸几乎贴在路面上，路面上的积雪比他的头部高出一倍，使他无法看到周围任何景物。但这并不能难倒他，在瘫痪的日日夜夜里，他不知多少次地默习过他家到那个仇人家的路线——他家离仇家的距离并不远，也就隔着几排房子，至多不过两百米罢，“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那个人的家门！”他想。
短短的路程，他不知爬了多久，他艰难地抬起头，依稀看见自己已爬到路口拐弯处了，这就意味着离那个人家不远了！他鼓足最后的勇气，用冻僵的双手拖着冻僵的身子，爬啊爬啊……近了！近了！隐约中仿佛看见了仇家的房子（实际上黑乎乎的是看不见的）。
也许是冰雪冻得一激灵，他突然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咋没想到呢！”——
原来，孙阳武的计划是：春节前的除夕之夜，要吊死在诸排长的大门上！为此他筹划了很久，他偷偷藏起了一根结实的、长度足够的麻绳；现在这麻绳就揣在怀里。但他忽略了两点：
一、北大荒的住房，无论是低矮的草房子（那是1956年农场草创时期盖的，现已破旧不堪，多无人居住，但老孙仍然住在这种草房子里）；还是以后陆续盖的砖瓦房（诸排长住的就是这种房子），两种房子的门框都无法拴绳子；
二、其次，即使门框可以拴绳子，以他这样病残之躯，怎么可能站起来把绳子套在一人高的门框上呢！
所以，孙阳武发现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想明白，孙阳武的最后一丝力气也泄光了。
咋办？孙阳武想：反正我也是不打算回去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死在诸排长的门口！不能吊死，我冻也要冻死在他门口——我就是要告诉他，我死了以后作鬼也要闹得他家宅不宁！
于是他索性闭上眼睛，哆嗦着用冻僵的手指解开破棉袄的扣子，让极冷极寒的冰雪直接堆在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脯上，以求速死……天下就有极其凑巧的事——或许，老天爷不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自我了结吧——
就在老孙僵卧雪中、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刻，大概也就间隔了一两分钟，积雪覆盖的小路上有人走过来。
这人是猪号打夜班的饲养员老徐。半夜十二点后，他见风雪停了，便拎着一盏马灯、趟着没膝深的积雪，去伙房打夜班饭。
他摸索着在雪中蹒跚而行，在马灯昏黄的、摇曳不定的光线中，他突然隐约看见，路中间原本平平的积雪中，怎么会出现一道沟、一道宽两尺左右的沟呢？更奇怪的是，这不像是以前就有的，而是刚刚出现的，他便顺着这“沟”走去，打算一探究竟。
跟着这“沟”，他走到了路口拐弯处，这是距离诸排长家不远的地方，他发现“沟”的尽头隆起了一个不大的雪堆。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走近用马灯照照，模模糊糊好像是一个人形，啊呀，不对！弄不好是个人吧！他赶紧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扒拉开雪堆，果然是一个人！摇晃摇晃那人身体，没有反应；摸摸那人的脸，冰凉！手探到鼻孔前，似乎感觉不到气息，是不是死了？他想赶紧跑去叫人，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把马灯放在一旁，弄干净那人胸前的冰雪，跪在路上，把耳朵贴在那人胸前，屏息听了听，感觉到还有微弱的心跳！又抹了抹那人脸上的积雪，仔细辨认一下——咦？这不是老孙吗？他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接着，老徐隐隐约约看见解开的破棉袄里露出的麻绳，看着老孙身体及头部的指向，老徐明白了。
于是，他两手伸到老孙身子下面，把孙阳武抱起来，又弯下腰，伸出一个手指，勾住马灯的提梁，然后抱着不足一百斤的老孙，吃力地在雪中趟着、向老孙家走去。
老孙经过这样一拨弄，居然有点儿醒过来似的，老徐一边走着，对着他的大声耳朵埋怨道：“老孙！你怎么走这下道啊！”停顿片刻又感叹说：“咳，好死不如赖活着……”
老孙嗫喏着以极微弱的声音说“你，你甭管我……我，我死！我死也死在……他……家……”
四周是死一样阒寂。天地仿佛是一个阔大无边的太平间，积雪不过是蒙在死尸上的白布……
第二天，全站都在交头接耳地传开了孙阳武这个“临终一举”，人们明白，这都是因为积累在老孙心里的、对诸排长的恨太久了、太深了……但没有一个人公开说什么，也没有一个站领导去老孙家看看、表示慰问……
张老婆子当然是气炸了肺，她觉得是大大丢了她的脸。她恶狠狠地骂道：“你狗日的死给谁看啊？死给俺看？俺才不吃你这一套？有能耐你死了别回来啊！日你个亲娘祖奶奶的！”
没过多少日子，孙阳武真的死了，他死于严寒造成的急性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医生事后分析的）。他死得悄无声息，是张老婆子找人悄悄拉到北边树林子里埋的，站里许多人都不知道。
2009年旧作，2016年3月23日—8月16日重写
《记忆》2016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