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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台北隔离14天 警察两度找上门

德国之声记者刚在台北完成14天居家检疫,警察曾两度登门调查。当局如何软硬兼施监管检疫者?

记者3月7日从香港出发抵台,在桃园国际机场通过检疫关卡后(见上篇),在短租一个月的民宿开展为期14天的居家检疫。台湾居家检疫利用手机定位追踪,德国之声记者入境时没有台湾号码,当局如何跟进处理?

台湾居家检疫规定严格,检疫者不论是住公寓还是旅馆,14天内一律不得踏出家门,换言之出门拿外送、取包裹、丢垃圾、晒衣服都属违法,可罚款10万到100万元台币。

台湾《传染病防治法》赋予政府权力强制隔离民众,而立法院2月25日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简称《肺炎特别条例》),更赋予权力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实施必要防疫措施。当局不须征求民众授权或同意,就会把检疫人士的手机号码自动整合至‌‌“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如手机定位显示检疫者离开检疫范围,系统会发送‌‌“告警简讯‌‌”给当事人、民政单位、卫政单位与辖区警察。民政单位的里长、里干事也会每天致电问候健康状况,如有症状会通报卫生部门。

两天没电话记者主动通报

记者没有台湾号码,入境时留下香港号码及电邮,并注明会打开漫游,但到3月8日第二天都没接到任何电话或电邮通知,也没有人上门联系。独自居家检疫之下不免更疑惑不安:第二天都没接到电话正常吗?境外手机如何监控?除了待在家还需要配合什麽?若没接到电话,当局会否视为失联个案?会否在检疫者不知情下就开罚单?有没有申诉渠道?

当晚等到近9点还是没有动静,记者遂致电防疫专线1922查询,通报后被转驳到台北市政府‌‌“陈情系统‌‌”,专员为记者立案促请所在区公所查察跟进,事后寄了立案纪录到记者电邮。

警察登门问话

3月9日第三天早上有人敲门,记者以为是前一晚立案后区公所派员来跟进,没料到打开门是两名身穿全套防护装备的警员,严肃查问身份和入境资料,又质疑记者提供的手机号码不实,态度颇为强硬。估计是因境外号码在‌‌“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无法显示,触发了‌‌“告警简讯‌‌”,怀疑记者是擅离检疫处所个案,惊动警察上门来查。

为减低接触,近15分钟的问话过程都在家门外走道进行,记者向警员交代状况,并展示前一晚立案纪录电邮,对方称会记录在案,并多次警告违规者要罚款,奉劝继续乖乖待在家。

里干事送手机

同一天中午,隶属民政部门的区公所里干事登门造访,首先就早上警察查访安抚记者,又解释说手机号码打不通、申报地址不够细致,故前两天一直联络不上,而记者没有本地居民证件又增添在系统追查的难度,接到陈情通报后已马上跟进。记者当场获发一台‌‌“防疫专用手机‌‌”,内有台湾电话卡供当局实时定位监察,检疫14天期间里干事会用该号码打电话问候。

《传染病防治法》第11条规定,对居家检疫者的合法权益应予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视。相比警方的‌‌“强硬‌‌”,里干事显得更为‌‌“体贴‌‌”,亲切关怀记者的情绪和生活需求,譬如吃饭有否遇到困难、生活用品是否足够、屋内是否有网络和洗衣机,甚至关心记者被关14天生计会否大受影响。得悉记者因无体温计而难以填妥病征表,以及因门禁而无法处理垃圾等问题后,里干事承诺会尽力解决,惟坦言体温计‌‌“有钱也买不到‌‌”,不保证能安排到。

约20分钟的访视在屋内玄关进行,里干事表示‌‌“站在门外怕影响到邻居‌‌”。他言谈间不忘‌‌“软中带硬‌‌”,透露所负责的20多名居家检疫者中,有三四人涉违规受查,‌‌“我刚刚才去了派出所处理,有一个可能要罚几十万‌‌”,暗示记者要安份守己。他离开前询问记者的作息时间,预告会在不打扰休息的时段内(早10晚10)致电。随后数天,里干事每日不定时来电两次嘘寒问暖,并了解记者有否出现肺炎病征。

台式体贴:政府转赠‌‌“祝福包‌‌”

到了3月12日居家检疫第六天,里干事再次登门造访,这次带同体温计及十片口罩,另派发一袋‌‌“安心祝福包‌‌”,内有五谷粉、香积饭、保健品、《静思语》书籍、祝福卡和平安吊饰等。里干事当场没有多作解释,只说是‌‌“政府送的‌‌”,但据了解是由慈济基金会致赠。东西是否合用见仁见智,但送礼的姿态让居家检疫者‌‌“被关‌‌”期间也能感受‌‌“被关怀‌‌”,做法人性化,防疫也不忘展现‌‌“台式体贴‌‌”。

台湾不同县市各出奇谋推出各款防疫包,如桃园市‌‌“全民健康关怀包‌‌”有口罩、氯锭、中药材、零食、泡面、燕麦片;高雄市‌‌“防疫关怀包‌‌”有口罩、漂白水、肥皂、冲调食品包等;新北市的‌‌“安心宅关怀包‌‌”更分为实体版和数位版,前者有口罩、乾粮和市长问候信,后者有三大OTT影音平台提供的14天免费观赏序号,让检疫者在家追剧解闷。

手机没电警察拍门

踏入3月中,欧美疫情大爆发,台湾将全球各地的旅游疫情警示一律提升至第三级警告,需要居家检疫的人数一下子飙升,里干事工作量也相应大增。他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自己照顾的人数从20人升至高峰期的60多人,连日来东奔西走,已个多礼拜没放假。经过第一个礼拜的交流,记者和里干事渐有互信,例行问安电话也变得简短而形式化,来电次数渐从两次减至一次,仿佛形成互不打扰的默契。

记者按检疫规定每天量体温,一日三餐订外送,垃圾由政府安排的清洁人员来收,全程足不出户,尽量不麻烦到公务人员。直至3月19日第13天早上8时,有人持续用力拍门,记者从睡梦中惊醒,迷糊之间开门发现警察又来了。两名警员语气颇为急促严厉,在门外盘问手机在何处,记者睡眼惺忪从屋里拿出防疫手机,才注意到电话没电关机了,估计让‌‌“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以为是失联个案而响警报。

警员查明后要求记者即场插上充电器,两人亲眼见证手机‌‌“复活‌‌”才离开。数小时后里干事来电问候,再三提醒记者睡前务必充电、手机常开,‌‌“要不然警察又跑过来了‌‌”。

检疫14天变15天?

居家检疫有惊无险到了尾声,以为终点在望,却在3月18日第12天出现了一段小插曲:记者3月7日入境,里干事告知系统标示3月22日才解除检疫,但记者比对机场检疫关卡职员填写的结束日期为3月21日,即第15天解禁。一轮沟通后厘清,居家检疫是从入境后第二天起计,第16天午夜才解除,经记者查询1922防疫专线后证实说法。

早前有新闻报导指,有直播主居家检疫14天,因算错日期提早一天自行解禁,被警察上门调查。若非事前沟通确认,记者恐怕也会犯同样的错,第三次惊动警方。里干事在3月22日第15天最后一次来电,确认当天是居家检疫最后一天,没有任何手续,当晚零时零分系统上会自动解除,过两天再约记者收回防疫手机及体温计。

从3月7日至21日,记者实际上在家隔离了15天,除了头两天因没有台湾号码而遇到不少困难,后续都顺利进行,无论是警察执法、里干事关怀还是1922防疫专线,政府个部门都互相协调、反应迅速。

趴趴走要受‌‌“道德公审‌‌”

居家检疫者突然丧失人身自由,连到梯间丢垃圾也不被允许,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大挑战,期间或出现恐惧、忧郁、愤怒、委屈等各种情绪,如有反抗心理也是人之常情。针对‌‌“人性的弱点‌‌”,台湾的对策是制定具阻吓力的罚款金额并提高执法效率,警察多次找上门就是具体的‌‌“有形压力‌‌”。截至3月25日,台湾居家检疫人数累计达8万逾人,有229人违反规定,合计共开罚1866万元。

然而不管居家检疫措施如何全面,始终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很大程度还是要靠民众自律,处处考验公民质素。比如若有心人士把防疫手机放在家中,趁里干事不会来电的时段外出,料当局很晚才会发现。因此除了金钱惩处之外,当局也试图利用舆论的‌‌“无形压力‌‌”加强吓阻性,地方政府公布违规‌‌“趴趴走‌‌”检疫者的姓名及个人资料,经媒体大幅报道,一方面让民众协寻,另一方面形成某种‌‌“道德公审‌‌”,收杀一儆百之效。

截至3月27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3万宗,死亡病例达2.4万人;而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确诊病例仅267宗,死亡个案2宗,抗疫成绩让世界触目。各地纷纷借镜台湾防疫措施,但其他国家是否学得来、民众会否接受则言人人殊。比如台湾利用手机定位监控检疫人士、公开违规者姓名等,如何平衡公权力与私隐权、公共卫生与个人权利,都值得社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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