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1967年
五十年前的今天，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集会，遇罗克和另外十九名“反革命分子”，手铐脚镣、脖子上卡着让人发不出声的铁环，被押上主席台。法警用力把遇罗克的头往下按，遇罗克死命的往上挣，坚决不低头。军代表当场宣布二十人死刑，立即枪决。法警拼命将犯人按跪地上，有人当场就昏倒了。之后，二十名犯人被拖离体育场，遇罗克昂着头拼命挣扎，戴着铁镣的双脚就是不肯移动。四个彪形大汉的法警把遇罗克强拉出体育场，塞进不远处的一辆白色的长方形汽车。枪决前，遇罗克的一些器官被摘除，他的眼角膜被移植给一个劳动模范。刑场在旧卢沟桥南几百米处，永定河的河堤外侧。
诚如苏晓康所言：“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殉道者’，是为了我们大家而献在祭坛上的‘牺牲’。相对于他的思想，我更重视他的‘受难’，在那个残暴时代，有他思想的人也许并不少，但像他那样去受难的人，寥若晨星，因此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他先后被提审八十多次，有时中共对他搞疲劳战，不分日夜审问，连续几天不让他合眼，一打盹就用锥子扎。遇罗克还多次被戴背铐，在判处死刑后关进单身牢房，被锁锁住在牢房的角落，不能动弹。然而，无论当局怎样酷刑折磨，遇罗克始终不屈服。他从不承认自己有罪，从不检举别人。和遇罗克一道关过死囚牢的张郎郎事后回忆道：在牢房中，大家都愁眉苦脸，遇罗克却始终笑眯眯的。当他们被狱方宣布关进死刑号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脑子一片空白，甚至不是害怕，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唯有遇罗克像往日一般镇静，在向狱方大声说话时还带着微笑。张郎郎说，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态，一直到1970年3月5日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令张郎郎很敬佩。在一次提审中，遇罗克依然以嘲弄的态度来对付，狱方使出最后一招，对遇罗克说，你想想还有什么最后的话想和家人说——这就是暗示要判遇罗克极刑了。狱方以为遇罗克会乱了方寸，但遇罗克只是静静地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那时，他还没有发表《出身论》，可见他早就对可能遭遇的打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在入狱前的日记里他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最后，在狱中，在临刑的日子，张郎郎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值！”
古人说：“慷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在热烈的气氛中，慷慨激昂的去死，尤其是在热血上头、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在平静的、周遭没有烘托的气氛下，镇定的、沉着的、视死如归的去牺牲，更难能可贵。遇罗克不是那种鲁莽冲动的人，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偏执的狂信者；另外，遇罗克并不信仰天堂或来世。这样的从容就义是最难最难的，而遇罗克做到了。
遇罗克是伟大的殉道者。他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永远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