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法轮功学员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中心以模拟表演的形式展示摘取人体器官（圆明网）
中国近期宣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位。那么，这些器官究竟从何而来，再次引起外界的关注。
3月10日，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收集了来自中国300多个医院的相关数据、中共内部讲话和通知、临床医学论文等资料，并查证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验血和医检等证据，发现当局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等群体身上，以法外方式获取器官是最合理的解释。
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Donald Clark）等人也出席了这场题为“政策论坛：中国的器官采购和法外处决”研讨会，他们呼吁美国以及各国政府、医疗机构、人权组织等开启全面的调查和行动，以终止中国当局非法强摘人体器官的罪行。
1996年，时任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等人，就曾出席美国国会就有关中国政府强摘人体器官问题举行的首次听证。当时，遭中国当局强制关押劳改营长达19年之久的吴弘达和两位中国医生周维彰（zhou weizhang，音译）和钱晓江（qian xiaojiang，音译）也出席作证，他们告诉史密斯议员，有时器官拥有者会被直接杀掉，有时会做手术。
史密斯议员认为，罗伯逊这份经过仔细调查，确保内容翔实的报告，给中国器官强摘的议题提供了一个支点：
“这种骇人的、纳粹式的行为现在成为主流，特别是对那些异见分子、中国政府厌恶的人，比如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等。”
早在2019年7月，由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ETAC）设立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就做出裁定，英国律师尼斯（Sir Geoffrey Nice）最终宣判，中共犯下了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形：“无庸置疑，在中国，强制摘除良心犯器官已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涉及非常多的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向来是器官供应来源，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
废除摘取死刑犯器官后 器官捐赠暴增？
史密斯议员还指出，尽管缺乏可靠数据，但外界估计全中国每年的商业化器官采集在6万到10万之间，而全球通过合法医疗手段获得的器官移植只有10万左右。
发布报告的罗伯逊研究员也发现，2000年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递增，用中国西南部一所军医大学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就是“雨后春笋般增长”。2000年至2004短短四年内，中国的肾移植手术上升超过5倍，肝移植增加近20倍，心移植增加10多倍，而肺移植数量则上升了近25倍。
罗伯逊所调查的10个医院每年大约可以进行14000多个器官移植手术，而全中国居然有173个类似的场所。
但中国当局对此的解释反复无常。在2006年之前，中国坚称器官捐赠只来源于志愿者；之后改口为，来自合法执刑的死刑犯。直到司法改革使得中国死刑犯数量不断下降，当局又在2015年正式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后宣称，公民自愿捐赠已经代替犯人成为器官移植主要来源。
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5年，也就是禁用死刑犯器官的第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从2014年1500例上升到2766例，2016年增至4080例，2017年为5146例，2018年为6302例。
而罗宾逊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数据是按照某种数学模型伪造出来的人工数字，其中必然还存在第二个隐藏的器官来源。
此外，中国的肝移植器官可以在24小时至72小时内进行急诊移植，或者仅需等待数天或数周，这暗示中国有以血型分类的活体肝脏库，可以按照病患需求予取予夺。
史密斯议员认为，巨大的器官移植规模离不开中共最高层的政策支持：
“用于器官移植的庞大基础设施和医疗人员配备，早于中国计划使用自愿捐赠系统，看来这个体系是邪恶而且早有预谋的，这台死亡装置似乎享有中国的最高支持。”
按需供给的活体器官库：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
罗宾逊研究员指出，中共强摘器官的对象从访民到乞丐无所不包，其中最庞大和最弱势的群体是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等。而镇压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郑树森和王立军二人，都在器官移植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法轮功学员于溟在讨论会上作证说，他在遭中共当局关押期间多次被抽血，甚至抽骨髓。警察威胁，要用他的零件（指器官）做贡献，后来也许是因为他有轻度脂肪肝和身体其他不良反应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
于溟之后走访多家器官移植医院，并用微型摄像机记录下所见所闻，以及器官数量和价码。一位北京律师曾向他吹嘘道，气功修炼者善于做呼吸锻炼，他们的器官更为优质。
史密斯议员表示，证人的陈述、大量的移植手术、短暂的等待时间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器官来源于活人，他们被像牲畜一样对待，留着一口气，直到配型成功：
“讽刺的是，信仰犯因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更好的器官捐赠者。‘中国法庭’报告中的狱警证人提到，疾病或者身体不健康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唯一救赎。这位学员有24或25个更为健康的朋友，都被杀死之后取走器官。”
而中国当局近年对大批维吾尔人进行验血、DNA检测、用火车运送到内陆等种种行为，让罗伯特担心，维吾尔人会成为主要的器官强摘器官对象。
逃出新疆集中营的米娜•图尔松（Mihrigul Tursun）向讨论会传来的文字答复显示，她被多次验血、注射不明药物，她本人没有被摘取器官，但是米娜邻居的儿子在集中营死亡后，父亲去看望尸体的时候只能看到脸部，父亲怀疑儿子的器官已经被拿走。
国际社会集体沉默
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维吾尔族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任格蕾乌（Louisa Greve）在现场用中文念出了《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在“中国法庭”上的证词。
早在2016年，狄雨霏在和肺移植领域的权威外科医师陈静瑜吃饭听到了他和同僚的对话：
童医生：“死囚不能用吗？”陈医生：“不能用。”童医生：“良心犯呢？”陈医生：“都不能用。”
狄雨霏从这段对话得出结论：对死囚和良心犯的器官移植在一些中国医生之间是常识，而且2015年禁止取用死刑犯器官的命令并未有效贯彻。
狄雨霏试图继续跟进调查，然而《纽约时报》的编辑并不高兴，他们觉得器官捐赠问题已经被中国政府在2014年底的禁令解决掉了，相信良心犯被取用器官这种说法的人，都处于社会倡导工作的边缘；此外他们也认为，法轮功议题是不可靠和不受欢迎的。
狄雨霏推测，《纽时》总部决定不提拔她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器官移植系列报道。2017年6月，她最终离开了《纽约时报》。
不仅仅是新闻界，罗伯逊在报告中还指出，整个西方世界视之为真假参半。早在2008年，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器官强摘暴行；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也要求调查，但是全部无疾而终。
美国民间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则在会上，谴责自由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成为器官供应链中的一环，比如点名要买穆斯林器官的沙特阿拉伯人，台湾精英圈中的“器官猎人”等等。
一位观众在向嘉宾提问时，提到自己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互动。几年前，她在日内瓦开会时曾发问，如何才能约束中国不再强摘器官？接下来的一小时，出现了不少于三位的WHO员工尾随她，试图说服她中国根本没有这回事。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发言表示，人们不愿意相信器官强摘，就像一开始不相信“绝不可能”的新疆集中营，而器官强摘更加面临双重困境，似乎既危言耸听，又和法轮功沾边：
“法轮功学员个人，会由于所受的迫害得到同情。但是法轮功本身，不管被看作群体、运动还是组织，都未从人权组织、媒体和学术界中得到同情。但似乎只有法轮功成员有最多的资源和最大的动机，在此事上死磕到底。如果法轮功的指控更为温和，或者由一个更受社会尊敬的组织提出，会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郭丹青强调，罗伯逊的报告是一份严谨的学术分析，负责任的人权工作者和记者不应再对中国的器官滥用视若无睹； 美国政府可以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国相关官员，必要时甚至可做出宪法性的努力。
“维吾尔族人权项目”对外事务主任格蕾乌则建议，医院和医学期刊可以考虑禁止和器官移植行业的中国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培训，并且拒绝发表他们的论文；生物科技公司需要考虑，他们的产品被中国用于何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要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