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窑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人对张克勤说，“已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蜡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自己轮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蜡烛。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时，果然张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自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