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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35)

6、在“试验日”里制造出的“张克勤案”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余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分: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一,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

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

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

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

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

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

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

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

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不是延安的张克勤。

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来证实假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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