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作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作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出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继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丁玲、王实味的结论分别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东，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东，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宝器。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且比1940年更加变本加利。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