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洪大姐与她国学大师的父亲曾经日日进出的大门。摄于一九九九年的夏日造访顾洪大姐后，其时干面胡同西口的拆迁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回家信手翻检黄历，当日铺注为：宜嫁娶、宜出行、宜访友，不宜动土
头场秋雨下过，天气倏然就凉快了许多，这使我不免想到，日子又进了九月。时间过得真快，如此说来，去年从京城回到波士顿如今整整快一年了。
当然，我毕竟还没有老到要屈指细算时间的年岁，这个日子之所以记得如此准确却是因了一位旧人的故去。
去年的九月初五日，我们刚从京城回到波士顿便收到了友人的伊妹儿，通告顾洪大姐的亡故，而且居然就发生在我们动身离京的当日。一时间，五味杂陈的心境竟不知如何言状。
教人最为遗憾的是，就在我们离京返美的前一天，妻子还曾和顾洪大姐通了电话，告诉她因为京城的交通实在太糟，我们行前又有无数俗务缠身，只好等到下次回京再去看望她了。另外妻子告诉大姐，我的那本新的集子已经从出版社拿到样书，离京前会给她寄去。因为大姐曾经给我提过很好的意见，所以即使不能见到大姐，我也是要立刻送给她这本样书的。妻子放下电话，只说从语调上听，大姐的情绪似乎并不高。
顾洪大姐患有癌症已有数年，但听说术后恢复得不错，而且在重新工作之后还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整理出版了她的父亲顾颉刚先生上千万字的遗稿旧作，做了许多正常人也不见得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我们当时正在行前的忙乱之中，况且想到大概不用多少时日便还会回京省亲，因此并未十分在意这次未能聚首的遗憾。谁知就在次日，也就是我们飞离北京的当天，她竟自己了断了性命，致使原本能够与她谋面的最后机会也就这样失之交臂。
顾洪大姐是我妻子在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同班同学。照道理讲，与我的交情实在太远，今天屈指算来，妻子的大学同学里面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也的确寥寥无几，而且说实话，我和顾洪大姐至今也只是见过数面，其余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和书信问候。但就在这屈指可数的交往之中，顾洪大姐却成了我心中一类人物的代表，只是由于不可多得，便觉得弥足珍贵，友情便也就在日复一日的俗世中断断续续地保持着。我已去国经年，每当想到旧国当今社会中的这类人物日渐凋零，我就不免想到顾洪大姐。如今她驾鹤西去，形像也就更趋模糊，而且更加遥不可及。
英国的文人哥德斯密说过：“我喜欢一切老东西，老酒、老书、老友、老的时光和老的作派。”如今老友既失，也就只有写下一些往日零星的记忆权作纪念了。
记得那还是刚刚恢复高考之后，妻子终于实现了多年求学的愿望。但是象这些“老三届”的“残渣余孽”也只能忝陪末座，几近而立之年却排在三甲的榜尾，成了七七届师院历史系的学生。那时的奇观还在于一榜的同年竟可以有十几岁的差异，妻子回到家中，有时不免谈起班上的一些“元老”级同学，其中就说到过顾洪大姐。
这时我才约略知道顾洪大姐是顾颉刚先生的女儿，原是东城一家有名女校的高三学生。伟大主席刚刚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她就自告奋勇报名到了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据说后来还可以说上一口流利的蒙古话。
当年京城的中学里男女分校并不罕见。一般而言，这些男女分校的校风与教育的成色大都不错。应该说，既是女校，当初的用意当然是想多保持一些女姓温文尔雅的特点，传统读书人家也多愿意将自家的女孩子送到女校上学，我想无非也是这类打算。尽管文化革命之前到处也早已是雨疏风骤，但至少京城里的女校尚能多少保持一点点旧日的余韵。
然而碰到千载难逢的文化革命，一切风卷残云，多少“彬彬”顿成“要武”。读书人家原来的盘算完全错了，低估了激烈思想在政治风潮中扫荡人心的威力，更没有料到女校绝非是保存温文尔雅的温床。
顾洪大姐便是在那样的年月上的女校，而也是在那种情形下最终并没有读到高中毕业。我没有向她打听过她们学校里当时的情形，不过复巢之下岂有完卵，想必总归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摆布。然而令我吃惊的倒是，虽然经过那场暴动，顾洪大姐竟然诚心未泯，自愿报名到内蒙草原插队去了。多少年之后，顾洪大姐仍然兴致不减当年地返回内蒙草原旧地重访，而我虽然早已是冷眼观潮之人，但还是多少羡慕大姐居然可以保有原来的赤子之心。
当然，大姐毕竟也未能免俗，多年以后还是回京到了一家工厂当学徒。不过到底是读书人家的子女，所以政府在肃清政敌之后开了恩科，大姐也就顺应潮流报考上了大学。
妻子说起，一来是年纪接近，二来也是性情相合，所以班上八十多个同学中（可见当年重开恩科的壮观），她和顾洪大姐却是十分的投缘。
那时我在故宫听差，正巧读了不少顾老先生《古史辨》的书籍，心中十分的感佩，自然有了结识大姐的愿望。
不久，我得到妻子投考功名的鼓励，也索性考入研究生院，但心中到底觉得底气不足，总想有个机会能够恶补一番基本功夫。
一天妻子告我，他们历史系的宁可教授要开讲一堂古代度量衡制度的大课，而且还要旁征博引考古实物，或许对我的专业有所启发，遂邀我同去听讲，我知道之后自当欣欣然前往。
最初和顾洪大姐的见面就是在师院历史系这堂课的课间。
课间只有十分钟，妻子匆忙将顾洪大姐引来与我认识。我原本知道顾家是姑苏人士，但大姐并不象我原先想像中吴侬女子般的纤小细致，却倒有几分燕赵儿女的英气，或许更准确地说，颇得草原上胡服骑射的神韵。我不免想到，她到内蒙的“改造”倒还真有些收获。
我和顾洪大姐匆匆相见之后，也只是互道仰慕，客套了一番而已。但感觉得出来，经历的类同，便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第二年，顾洪大姐和我的妻子一样，刚刚上了一年大学之后就投考了研究生，这大约也是我们那一辈人学业荒废十年，荒不择路的心思使然罢。我的妻子到了清史所，而顾洪大姐就投考在她父亲的门下。
尽管各奔东西，然而旧日的友情仍然维系着时有时断的往来。也是因为上古史多少与考古有些渊源的关系，所以我时常到历史所旁听各位大师的讲座，因此也就偶然与顾洪大姐有过几次见面之缘。
与顾洪大姐走动更近的缘故却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记得是八O年年底的那个初冬，妻子偶然听到大姐说起，她的父亲又住进了北京医院的病房，近来她一直都在医院陪床。于是我和妻子便提议到医院去看望老人一番。但大姐只说是老先生年事已高，每年冬天之前都要照例住院检查，并无大碍，但既然我们有这番好意，倒也不妨前来医院一晤。
在病房中见到顾老先生果然精神矍烁，我们相谈甚欢，丝毫看不出一个年近九旬老人的疲态。当听到我说起可能在毕业之后要去美国继续学业的时候，他还兴致勃勃地在八行笺纸上用毛笔手书了一份信函给我，嘱他在海外的旧友代为关照。
谁知就在我们造访之后没有两日，忽然接到顾洪大姐的一封邮简，说是顾老先生在第二天晚间洗浴之后回到榻前小坐，竟溘然逝去了。大姐在信中嘱我们到她父亲在南沙滩的寓所晤面。
这是我们第一次涉足顾老先生的新宅，据说是当时文革初毕，政府为了彰显重视学人的决心，破例赏给几位大师的新宅。当时只有钱钟书、俞平伯、顾颉刚这些泰斗才可住得。按当时的一般学人水准来讲，可以说是相当考究，当然在达官贵人看来，这又算不得什么。
大姐情绪还好，想到先生逝世时已是八十八岁高龄，说得上是喜丧，而且死前并无疾病和痛苦，足可安慰。
顾先生生前搬到南沙滩的房子之后，顾洪大姐并没有一同搬去。所以当我顺便问起顾洪大姐今后的行止时，她说她一直就住在干面胡同大院的旧宅中，从来也没有打算过要靠父亲的名气荫庇。生前尚且如此，如今父亲不在，当然更没有任何打算。另外父亲的藏书也还都在干面胡同后院，能终生与父亲的书籍为伴，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我们到干面胡同的旧宅去看顾洪大姐，她还引领我们去后院看了一回她父亲的藏书。记得当时我曾信口问起大姐政权易手时顾老先生的打算，顾洪大姐说她也曾经问过她的父亲当初留在大陆的原因。顾先生的解释着实简单：因为书多，所以走不了。后来，一九五四年在顾先生北调来京的时候，据说还真是用了节火车才把在南方的书统统运来。如今老先生不在了，顾洪大姐要守着这些书过下去。
尽管当时还未感到人欲横流的滥觞，但见大姐心如止水的人生态度，仍是感佩不已，因此在参加了顾老先生的追悼仪式之后，我们与大姐的过从便更近了许多。
不久，顾先生的藏书终于收进社科院的情报中心，顾洪大姐竟也从历史所调到情报中心去工作了。就由着这批藏书和资料，顾洪大姐写出了不少好书，尤其是顾老先生的日记和笔记的整理出版，尤为学界称道。
后来我的妻子转到社科院的研究所，到贡院大院上班，与顾洪大姐的办公地点都在一处，交往也就多了，对大姐散淡的为人之道也更加了解。
记得那年我在德国，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妻子来信讲，国内要举行三十五年大庆。社科院大都是老弱病残，她和顾洪大姐都还属于强壮青年，于是应征参加游行。据说作为犒赏，每次练队都有五块钱的补贴，另外每人还发有一双白色胶鞋。然而社科院的人马懒散异常，虽经督阵的教官多方劝诱训导，排练数次之后仍是溃不成军。顾洪大姐对我妻子笑道，让社科院的这些残兵败将们走齐队伍，这不是痴心妄想么？
万里之遥，在德国读到妻子信中的这些话，我仍旧忍不住笑了，又想到顾老先生在日记中的记述：“我这一生，除了在封建家庭里强迫度着组织的生活而外，一入了社会，就只知道发展个性，过自由散漫的生活，永远‘称心为好’，不知道有什么服从领导、集体生活、群众路线这些事情。”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女！
我从德国回到京城之后见到顾洪大姐，仍然记得这番话，又讲给她听。顾洪大姐笑道，难道你说不是这样的么？
顾洪大姐似乎对世事都是抱着这样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可是听说她居然还在院部情报中心做过一任领导。倘真如此，按说她应该多少学得一些官场上纵横捭阖的技巧，但在我最后去国之前的一桩往事，却让我感到大姐对于世事却时有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天是妻子在街上偶然与大姐相遇，多日不见自是有不少的话可讲。顾洪大姐告知她的苦恼，原来经过大姐几年的努力，顾老先生上千万字的读书笔记终于整理完毕。按说这份有益学人的成果应该成为学界出版的盛事，而且这份完整的读书笔记对于了解当年古史辨一派的学术史和清算这几十年来政治对学术的伤害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倘若实现，也算是了却了顾老先生生前的一番心愿。然而大姐却处处碰壁，求告无门。妻子回到家中告诉我这个消息，起初我并不大相信。因为无论是从顾先生的名气和成就，还是书稿本身的价值来说，出版的意义都毋庸置疑，况且如今鲁鱼亥豕的文字都在招摇过市，顾先生的著作出版应该不成问题。
但妻子对世事的判断到底比我高明，极力怂恿我帮忙向海外的朋友求助。当然，顾洪大姐的事情我十分愿意效力，只是我不明白，以大姐的人脉和能力，为何出版顾先生的文集竟有如此之难。多少年后回头来看，我才逐渐懂得世道已朝我根本不懂的方向飞驰而去，往日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已渐成人情中的笑柄。
后来还是加州柏克利的吉德炜先生来博物馆找我，偶然谈起此事，经他提醒，我才想到求助来京小访的张光直先生。张先生听罢我将原委讲明之后便爽快地答应到台湾去想办法，后来大姐也开了窍，给顾老先生早年提携过的钱穆先生写了信。在方方面面的协助之下，不但顾老先生的笔记，而且他的日记也都陆续在台湾联经出版社付梓，成了学界的一番盛事和佳话。
我们到了美国之后，一向穷忙，与京城里的旧友联系就少了许多，和顾洪大姐当然也是如此。记得只是过年的时候接到过顾洪大姐寄来一两次问候卡，有时其中附上一封短笺，有时只是在贺卡上寥寥的几个字。但见信如晤，而且间或还有两次收到她出版的作品样书，知道大姐在国内生活如旧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
和顾洪大姐最后的那次谋面还是离开京城近十年后首次回京的时候，仍在干面胡同她的旧宅里。那次我们是特意到顾洪大姐府上看望她。临去之前，我先打电话到大姐府上约定时间。不想她在电话那一头爽声大笑起来，兀然道出我在网间写作的笔名。我便十分愕然，想到大姐居然也开始看网，恁好的兴致，可见病后情绪并不低沉。见面后顾洪大姐方才告我，她在工厂劳动时的一位同事如今也在美国，在网间读到我的文字，偶有感触便打印下来寄送给大姐。她的这位友人与我并不相识，可大姐从文风和内容上一看就知是我。大姐说，前日刚刚收到我的新文，不想我竟旋踵而至。
记得其中有一篇是我因科索沃的战事而对巴尔干历史有感而发。后来收到的一些回音，大多和我争辩当今的是非功过，我当然都是无言以对。顾洪大姐看过，很是对奥托曼与拜占庭的历史发生兴趣，嘱我何不对此作一深入研究。我便答道实在功力太浅，只能作此浅尝辄止的游戏之作。顾洪大姐一方劝我发表，一方劝我改写，建议我将之分为两部，一为时政，一为史评。我想到那只是有感而发，并无深意，所以并没有在意。但可见大姐对于短小文字也总是中规中矩，认真不苟。一年之后，由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版社有兴趣将我的这些旧日文字集结成册。送稿之前我不免重新作些删改，这时我倒是仔细想到了大姐的建议，只是旧稿重读不免汗颜，于是便按照大姐的想法“腰斩为二”，也可见大姐看文字眼光的犀利。可惜的只是，等我将样书寄送她府上的当日，大姐却已告别了人世，至为遗憾。
记得那次最后到她家造访，世事早已不复旧日，但顾洪大姐的房间里仍然如昨，一无变化，与十年前并无二致。我不免打趣了她一番，说她一向钻在故纸堆里，但总也不至守旧如此。大姐便坦然笑道，这不是也买了台电视机么。说罢又连忙补充，说这还是两家电视机厂价格拼杀了好几个回合之后，两败俱伤，价钱已经十分公道之后她才买的。我不免向她说道，要是顾客都象你这样毫不为物质引诱所动，商家一定要死有余憾的。
那天我们谈得甚为投机，告辞出来，大姐一定要送我们到门口，她还顺便说起在这个院子里的往事。原来这里是大学士李鸿藻在干面胡同的府第（然而我记得李的旧宅大约是在宣南的绳匠胡同，不知大姐的根据来自何处），后来作了学部的宿舍。她从童年时代就在这里度过，这所院子里历次政治运动过眼的沉浮人物，辛甜笑泪不知凡几，故而总有难于割舍的感情，而如今也是败落得面目全非，不禁慨然。走到大门口，大姐情不自禁地摩挲起门边的框木。
看到外面东单大街上的西口已经向胡同里面拆进了数丈之远，我不免担心地问道，是否这里早晚也会拆除。不知大姐是否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含笑道：既然总归是留不下，那就不如早拆，早拆早好，一了百了。如今想来，大姐的话或许还真是一语成谶：一了百了。
记得那天我们是顺路到智化寺，便转向胡同东口走去，隐隐感觉到大姐在我们身后站立良久，一直注视着我们远去。
谁知那竟也就是最后一次的晤面。
回到美国之后还有过几次电话的联系，大姐仍是用那一贯特有的平和语气向我们讲述京城里时有发生的轶闻趣事，有时谈到学界的笑话，有时谈谈旧人的变化。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人物，有的发达了，有的背时了，有的时来转运了，有的销声匿迹了。大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如止水，似乎她自生病以后便更加超然物外，冷眼来看世间的潮起潮落。我自忖没有大姐那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不过看在我们眼里，知道大姐有了这份心境，也就十分放心。
年前回京返美之后，大姐的死讯传来，我们懊悔不迭，伤痛许久不能平复，让我欲哭无泪。我哭大姐，实在也是哭我自己，哭我自己，更哭我这一辈人，哭我这一辈人，最哭这一辈人中平和澹泊以对人生如顾洪大姐者。如今人事沧桑，世道全非，于汲汲戚戚之万千人海之中，此类人物竟再也难寻。我们自责行前竟未抽出一点时间去看望她，谁知一念之差，与大姐竟成天人永隔。如今旧日渐次远去，旧踪了然无痕，只有友人在网间传递的一份大姐临行前的遗言。上面仅是告知何处可以找到何本书稿，何书又应该还给何人这类的日常琐事，行文有条不紊，语气平静得仿佛只是暂时出行前的工作交代。
说话之间，今年暑期我们又回到京城。其实我是很想知道大姐最后的境况和离世的细节。我实在想不出到底是何缘故让这样一个平和散谈的人居然厌弃了生命。然而，我几次路过干面胡同附近，竟无决心跨进那所院落，我也明明自知，即便找到三两认得大姐的人，他们又会告诉我什么呢？或许果真能碰到这样的人，我怕是连上前打探消息的勇气都没有。
返美之前，与几位故友到酒楼里话旧辞行。席间我又感叹起顾洪大姐的英年早逝，而且不免自责，说到我们上次来京倘若抽出时间去看望大姐一回，老友的相聚也许可以舒解她的情绪，次日的悲剧大约原本是能够避免的。
不想，同样也与顾洪大姐有过同窗之谊的一位老友却语出惊人：“话倒不必这样说。如此的世道，如此的人心，依我看，即便走了，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可遗憾的。”
不知他是有意在安慰我，还是借机舒吐自己心中的块垒，只是听罢我半晌竟然无言以对。
步出酒楼，外面仍是喧嚣的尘世。这一带是我在少年时代经常游荡的地方。每家店铺，每条窄巷我都几乎可以随手指出，可如今差不多已经全然不识了。街道两旁，不是草草翻建成半土半洋的新式门脸，就是涂写着大大“拆”字的断壁残垣。
满眼鳞次栉比的商家，争先恐后地在门前挂起五颜六色的彩旗，被风一吹，倏地飞舞起来，呼啦啦地作响，煞是可观。只是旗子上面“减价牺牲”，“挥泪甩卖”的豪言壮语在风中抖动不止，让人辨识不清。
一群显然看得出是外地来京打工的小姑娘们，各自守住各家的门户，卖力地招徕着过往的路人，不厌其烦地念念有词，刚刚上口的北京话却也字正腔圆：
“进来看一看嘞，北京最低价格啦！”
“无利大甩卖，赔本赚吆喝哇！”
“关张在即，清仓处理，后会无期！”
“…………”
倒是一家当年我曾时常光顾的书店竟然还是旧日的面貌，不声不响地蜷缩在街角里。我不免凑上前去，在那几扇原本再熟悉不过的橱窗里仔细端详起如今书店着力推荐的畅销新书：
《疯狂英语》
《穷爸爸，富爸爸》
《炒股就那么几招》
《教你如何讨上司喜欢》
……
看到这里，我陡然想起刚才在酒楼里友人不经意说起的那番话，不知何故，心中对顾洪大姐年前逝去的隐隐作痛，顷刻之间竟然莫名地好受了许多。
二零零二年九月初九日，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