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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卷西风——协办“洋务”三月记

故宫御花园绛雪轩(左)及其前面的花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病死热河。恭亲王奕䜣(人称“鬼子六”)帮助西太后收拾了八位托孤的顾命大臣,斩首弃市肃顺于菜市口,赐死载垣、端华,其余五人革职充军。此后洋务派一举掌握了朝政大权。奕䜣授议政王,主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兴办洋务新政,历经三十年,至甲午战争遭重大打击而告收尾。尽管失败,但洋务运动让国人广开眼界,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必要性。荒唐言论如“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从此销声匿迹。

此后仅过百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去世之后不满一月,华国锋等朝廷重臣一举粉碎“四人帮”,江青与张春桥死刑缓期,王洪文与姚文元徒刑入狱。及至邓小平复出,从此改弦更张,采用种种新政举措,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改革开放”一项最得人心,变化翻天覆地,耳目为之一新。其间虽时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啧言聒噪不绝于耳,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不复当年三五士大夫先知先觉的“洋务运动”可同日而语,人们始信此次西风东渐乃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到如今决无回转余地。话说至今也几近三十年矣。

转念及此,我不免因身在海外,未能身历这场伟大运动之狂潮而略感遗憾。然而想到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发韧之际,我也曾参加协办过三个月的“洋务”,尽了绵薄之力。因此不揣孤陋,聊记于此,借以凑趣。

一九七八年初夏,我已自故宫警卫队的“锡庆门行走”调至工程办公室上班。忽一日,办公室的王科长通知我,故宫打算在御花园开办一“外宾服务部”,以期共襄改革开放之盛举。领导得知我略通洋文,准备调我到那里服务。王科长知道我有心向学,正在备考功名,但到底并未发榜,结果尚难预料,因此说妥如若考取,定然放行,其间最多无非三两个月的工夫。王科长爱惜下级,我也就欣然应允。

第二天我便找故宫修复厂的老赵报到,他是新办“外宾服务部”的负责人。记得当年的全班人马有:群工部的老沈,一江南人士,讲话文雅,甚好相处;财务科的张太太,因是我婶娘的熟友,所以更加不见外,而且张太太口直心快,凡事不遮掩。记得我刚入故宫与她相识之际,她便直言告我,她是袁世凯的侄孙女。她说:“反正我不告诉你,马上就会有别人告诉你。与其等他们背后嚼舌头,况且说也说不对,倒还不如我先说给你听。”这样的快人快语实在叫人放心。还有一位小王,人老实不过,听见别人再离谱的话顶多也只是撇撇嘴,从不多言。虽然是位女性,那时只叫她小王,再正式点,叫小王同志,并不加尊太太的称号。

老赵对我说,知道我是来临时帮忙的,但也非常欢迎。我的任务就是在门口招呼客人。有洋人需要解释的,我就上前翻译两句。没事就帮助照看着柜台外面,收款进货全不用我操心。任务交待完毕,大家也互相认识了,这就张罗着开张。

起先的地方是利用御花园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小房子,大约三间门脸儿,门上还挂着竹帘子,一来是为了挡苍蝇蚊子,二来外边的人不细瞅,也看不大出里面的动静。我的任务是在门口招呼客人,除了在门前竖了个指示的牌子之外,便还抽空练了几回掀门帘的动作,为的是到时候别让帘子挡了生意。我把这个身段按词人李易安的句子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帘卷西风”,意思是呼应西风东渐的改革开放。

其实所谓“外宾服务部”,无非是一小卖部,卖些当年国人并无兴趣的珠宝翠钻,文房四宝,还有就是故宫修复厂仿制的瓦当青铜,古董玉器。不过其中有两样东西我倒是瞧着好,一是仿制的三彩,无论造型还是色调都比外边做得地道;二是用废弃的金砖凿制的砚台。故宫大殿里漫地的金砖泥料细腻,烧制讲究,都是当年费时费力精制而成。做好的砖砚,外面套上一具随形的硬木砚盒,还真有几分澄泥砚的味道。另外修复厂仿制的古画当然也好,象展子虔的《游春图》和顾闳中的《夜宴图》,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和宋人的山水,那都是几可乱真的功夫,但价钱吓人,挂在那儿也很少有人问津。

开办这么一间小卖部如今看来几近一桩儿戏,可当年还真当成是件大事。记得执掌全院大权的彭院长,那时经常来这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兴趣盎然地看着洋人买货,不时还询问各种货物的销售情况,并且用他早年参加革命之前当绸布店小伙计时候的经历加以对比。可张太太是个见过阵仗的大家闺秀,看在眼里就有些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过,偌大的故宫有多少事要办,怎么一个院长老呆在这小卖部里没结没完。我就打趣说,您当着这是卖货呐?不是,这是办“洋务”呢!

因为办的是“洋务”,所以要收“洋钱”,但又不是收真正的“洋钱”。当年洋人来中国,所有“洋钱”都要换成外汇券才能花销,我们“外宾服务部”就只收外汇券。其实外汇券也是人民币,但又不完全是人民币。因为拿外汇券可以买到不少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譬如说家里生小孩,牛奶不够,到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就能买到奶粉。再譬如,油水不足,外汇券还可以买到花生油。总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外汇券虽然不抵权贵或者后门的神通广大,但到底能够显些本领。我就曾经不慎丢掉婴儿的购奶证而大伤脑筋,后来还是邻居慷慨解囊,用外汇券解了燃眉之急。可是这样一来,外汇券势必不等值于人民币,有时可以高出一倍有余。说到外汇券,那是当年一景,如今虽然已成绝响,但我还是能够想起来不少有关的趣事。

比如现在我在美国,就发现我的同事布莱恩对中国外汇券很有研究。原来他的母亲当年曾在联合国的世界儿童组织工作,派驻北京,他也跟了去。布莱恩不懂外汇券的名称,只知“旧钱”和“新钱”。“旧钱”就是普通的人民币,“新钱”是指外汇券。他对“旧钱”和“新钱”的兑换比例了如指掌,他说他和他的弟弟曾经在使馆区和“黄牛”以一比二点几的“汇率”用“新钱”换过“旧钱”,然后去买新疆羊肉串,买了一大捆,拿回家去吃了三天还没有吃完。后来还用换来的“旧钱”在秀水东街买了一件羽绒衣,只有八十五块。如今走笔至此,我给他家打去电话,以便确认当年他购买羽绒衣的价格。等到他听说如今中国已经没有“新钱”,似乎有些失望,说是下次再到中国去,往日的经验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外汇券有时候比人民币值钱,可有的时候用起来又不如人民币。记得后来有一次,德国考古所的维纳太太到中国来访问。她学的虽然是宋史,我在波恩她的家中看到《资治通鉴》里密密麻麻作了好些读书笔记,但她对中国当代的人情世故也都明白。所里请了她一顿饭局,她于是准备回请。不过我告诉她,用外汇券请客,她得多花至少一倍的冤枉钱。维纳太太是个博士,虽然学的不是经济,但其中的奥妙一点就通。然而人家维纳太太是个守规矩的学问人,不象我的美国同事布莱恩,有点儿瞎来。最后维纳太太还是叫所里的人替她付了人民币,她再付还外汇券。事后维纳太太跟我说起:“你们要印两种货币,这得多费多少纸啊。”其实她不懂,我们当初为了印各种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费的纸比这又不知多了多少。

再说我到御花园中的“外宾服务部”听差,一个好处就是多少能瞧见仨俩半个洋人,顺便也可打听出来一星半点外洋真实的情况。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游者来去匆匆,说不上三五句话,所得印象也都是支零片碎,但好歹聊胜于无。譬如说有一回,来了一队美国的黑人老太太,个个上下都是花艳夺目的裙衫。我帮她们选好了几样东西,不免就打听她们的来路。原来她们都是密西西比州农场的工人。正好前些日子我看过电影《飘》,虽是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旧货,却也只在内部放映,便是奇货可居。看过之后对美国南方的黑奴颇有印象,不想眼前却见到活生生的实例。其中一位黑人大娘告我,她们都到退休年龄,农场主花钱请他们最后到中国来玩一趟。我在心中不免暗暗吃惊,农场主竟有如此好心。黑人大娘看来十分实诚,不象跟我撒谎,她还说,她们的农场主就在外面,拉我去见上一面。见面之后,其实无非寻常之辈,却也显得面慈心善,与过去学生课本中地主周扒皮的形象相去甚远。送走大队人马之后,说与众人,众人听罢不免也着实感慨了一番。

不过这路消息有时也如盲人摸象,其实并作不得数。记得许多年之后,我在洛杉矶的一位朋友家里作客,见到一位据云当年是陕西省负责办理洋人旅游的公司经理。他接待过美国游客无数,个个都象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于是他就推导出美国必是个黄金万两的地界。几年之后他到美国出差,信心满满地脱队留下,期望有吉人出现帮忙。久等不至,坐吃山空,只得白手起家自谋生路。我们见面之后,他还说起自己当初的那份感慨:“也不知道当初那些到中国去的大阔佬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一个人影都见不到?!”

在御花园里的这个服务部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可以随时验证空穴来风但又查无实据的疑惑。例如我的朋友宋爷就是一位怀疑一切的人物。他总认为中国其实压根儿没有参加联合国,乔冠华那是坐上飞机到天上转了一圈,随便到个什么地方落下来住几天,然后再飞回北京来,就说是到纽约去了一趟。我们都认为他这话是无稽之谈,可谁也没出过国,所以谁也说服不了他。为了这件事,我还真在御花园的“外宾服务部”里问了一位自称来自纽约的游客。他言之凿凿地说,中国绝对参加了联合国,他还看见挂着中国国旗的汽车在纽约的街道上跑。我把这话讲给宋爷和其他的朋友听,宋爷这才住了嘴。

其实当年我们对外界懵然无知,外界对我们又何尝不是一知半解。记得有回我正帮助一位客人挑选首饰小挂件,身后忽听一声标准的普通话里略带京腔:“忒费工夫,我看就算了吧。”回首一望,却是一个金发碧眼之徒。

我赞了一回他的中文,他连说过奖,接着就讲明他的身世。原来他的父亲当年就出生在北平。他说还有个娘舅是从密执安大学毕业,借司徒雷登的帮助到燕京大学读书,遇到一位中国姑娘结为连理。那位中国姑娘的娘家在西四毛家湾有处非常漂亮的院落,后来房产充了公,就成了你们林副统帅的官邸。说到此处还不无得意地一笑。

我告诉他,当年为了林副统帅的安全,附近整个一座平安医院都借伟大指示搬到甘肃去了。我的一位同学的母亲就是到了那里水土不服,死在当地。他听了还颇为黯然。

听他说到毛家湾,正好就在我当年中学的后面,所以地理十分之熟。我告诉他,林家早已不在,后来又有“四人帮”张家住了进去,又垮了台,大概总也搬出去了,如今已是人去楼空。听说由于那处宅子风水不好,屋主每每出事,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权贵人物敢搬进去住了。

他听得兴起,说是正在撰写一篇关于他娘舅在中国经历的论文,有了这个消息更加添彩,于是便向我讨了详细地址,说一定要去好生看看。

另外有一回,一位彬彬有礼的青年洋人向我打听毛泽东的住房。我一时不解,告诉他这里自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以后已经不再有皇帝,现在是座博物馆。他一本正经地问:“那么毛的妃子也不住在这里么?”我看他无知得可以,便说,毛哪里有什么妃子?他反问道,江青不是么?我说江青人虽不义,也可以说是毛遇人不淑,可到底是明媒正娶,说不上是妃子。他便满腹狐疑地又翻开握在手中的一摞书本,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走了眼,把摞在上面的《毛与中国革命》和垫在下面的《我的前半生》串到一起去了,于是好一阵抱歉。我便告诉他,毛原先的住处在故宫西面另外一处皇家院落,人称中南海,亦是政府所在地。不过那里平常人是进不去的,如果好奇,倒是可以走北海大桥,向里面张望一眼。他接过我手画的路线图再三谢了。

许多年以后,我还能记起这些邂逅相遇的洋人,他们的求知欲,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对毛的太太和对林副统帅住房莫名的兴趣,当年的一知半解或许最终引导他们走上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弄得不好,现在恐怕也都已经成了汉学家罢。

再说我们的买卖越办越红火,地方就显得不够宽敞,于是就又开了西南角上的养性斋作为营业场地。养性斋是一座楼阁式藏书楼,清代逊帝溥仪退位以后,苏格兰人庄士敦曾在这里教他英文,大致也可算得上是见识过承办“洋务”的地方。听说后来庄士敦回到家乡,还树了一面大清的龙旗,以示效忠皇上。溥仪对他也是勉励有加,赏过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和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的资格,这些也都是后话。

养性斋大概多年没有启用过,里面尘土很厚。我们把楼上多年的尘土打扫干净,作为库房,楼下就是是营业厅。洋人一来,说不上三五句话,我就必得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末代皇帝学外文的地方,师傅还是个洋人。其中特别还提起溥仪那句“HENRY皇帝,躺在床上读BOOK”的诗。洋人大概也是受了些感染,于是就顺水推舟,多买下一些大概永远也不会派上用场的小纪念品,以便拿回去吹嘘一番。养性斋外面是一处藤萝缠护的小高台基,摆放着一张圆形石桌和几个石墩鼓凳子。想来当年宣统皇帝和庄师傅读书累了,就是在这里稍做休息的罢。望着御花园里的树影婆娑,夕阳映红了红墙黄瓦的亭台楼阁,想到雕栏玉砌仍在,只是人去楼空,而我曾经被迫远走他乡,失学十年,如今由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在这里当差支应近三个月,人生反复之难以逆料,心中就不免生出今夕何夕的感叹。

三个月转眼即逝,生意更加好了许多,于是又开了御花园里东南角上的绛雪轩作为门面,但我终于离开“外宾服务部”到研究所去读书。临别前与众人辞行,互道珍重。负责人老赵送给我一匹故宫修复厂自行仿制的唐三彩马,这是我最喜欢的礼品,也正好纪念“协办”洋务三个月的经历,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除此之外,我的收获则是这三个月来从游客那里象收垃圾一样收集起来有关外洋的“消息”,支零片碎且茫无头绪地塞满了一脑子。后来我把这些最新消息说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又再说给他们的朋友们听。如今想来,这些拾零掇碎的消息有的似乎有些道理,有些只是道听途说,有些是捕风捉影,有些则纯粹是无稽之谈。可是在那个信息不通,言路闭塞的年代,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外界的信息渠道,用心不可谓不苦。

此后虽然离开故宫,但时常回去,御花园也不知到过多少回了,有时顺脚也还到绛雪轩或者养性斋坐坐,看看故人。渐渐地,京城里这等专供洋人购物的所谓“外宾服务部”有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早已司空见惯。

随着这股开放的潮流,“自由市场”里用粮票换鸡蛋的人不一定全当投机倒把份子抓走,白水羊头和酱驴肉也可以私人出售了。接着,秀水东街上的服装小贩也向洋人做起生意,而且一口流利的洋文见到外语学院的学生也不遑多让。后来还有了和洋人一起开办的合资企业,再有洋人的独资企业,紧接着,又有的把买卖开到外洋去,还讲究在外国开个买卖,然后再开回中国来,种种阵式简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买卖也越做越大。的确,如今在海外,满坑满谷的,哪里又不是中国向外洋运去的货物呢。

街上隔三差五还可以碰到一身洋装打扮的青年人,头发崭齐,西服笔挺,夹着皮包,一副当年买办的架式。听说这类人物在股市和商场上折冲樽俎,一天过手的都是几十万的外银,绝非等闲之辈。

如果谈起好莱坞和洋人体坛的明星大腕,现在京城里的年轻人对谁咬下来过谁的一块耳朵,谁又抢了谁的相好,都是如数家珍,让我这等徒在外洋生活过十多二十年的人张口结舌,真是羞煞人也。

前次回国省亲,到天津看望娘舅。行至繁华的劝业场,表妹指着几层楼高的看牌说,这是表弟开的一家毛衣厂的广告,每年要往外洋运去十几万打的开丝米毛衣,生意红火得了不得。

回到北京,见到原先根本不懂外文的表妹,如今也开了间外语学校,自任校长,专精“托福”,“寄阿姨”等外洋的规矩,据说投考报名的学子无数,在她那里任教的外院教师也早都成了万元户。

再看看大街小巷里“贝利丝”、“丝利贝”之类华洋杂处的广告,不由得你不信这场“洋务运动”活力的历久不衰和无所不在。

看来走到了这一步,改革开放是办出些味道来了。在这排山倒海般的浪潮面前,当年我在御花园协助打理的“洋务”,距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卖的那仨瓜俩枣儿,早已是小巫见大巫。不过话说回来,燎原之势起于星星之火,如今虽然时过景迁,人事全非,但是记起头年返京省亲时最后一次偶然造访绛雪轩的轶事,倒也纵趣横生。

记得那天我先是去拜访朱家溍和张忠培两位老先生,一遇一不遇,然后抬脚就进了御花园,迳直朝东南角上的琼苑东门走去,想穿过后三宫,出景运门到锡庆门外的排房看看。七六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曾经在那里值守过年余。后来读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才得知这一溜排房清代曾经是“伊里窝”(护军)的驻地。

不想正走到绛雪轩的门口,突然被一位洋人堵住,用德语问我绛雪轩有何含义。我便跟他说,那是因为当年门前曾有五株海棠树,花瓣飘落,宛如红色雪花纷纷降下,乾隆皇帝有“绛雪百年轩,五株峙禁园”之句,由此得名。

我答完话,正奇怪他为什么找我问话,看见他的目光不住地在我手上打转,这才明白他是看见我手中那本德文的故宫导游,误以为我是从德国来的游客。其实我是在神武门外看见有外地进京打工模样的大嫂正在兜售故宫导游,大嫂人颇精明,也有经济头脑:中文和英文的最贵,法文、日文次之,德文和朝鲜文的最贱,我想反正是一样的看,为图省钱才买下这一本。说罢来由,不禁相谈甚欢,于是一起步进绛雪轩。

大约是我走在一位洋人的边上,于是让人不免生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印象罢,门边的年轻伙计赶紧挑起帘子往里边招呼,张口就是:“空泥欺哇!”

我不知道他是在冲谁说话,环顾左右,周围的顾客除了高头大马的洋人,似乎只有我的长相最接近日本人,但又吃不准,而且我也不懂日本话,只好尴尬地笑笑作答。

刚转过身去,就听见一声悦耳的京片子从身后一位年轻姑娘的口中飞将出来:“那人是小日本儿么,你就冲人家说日文?甭老显白你的日本话,也上两句英文让咱瞧瞧。”

“YOU ARE WELCOME!”身后的伙计大叫。

我知道这回肯定是冲我说的,赶紧回过头去笑笑,向他招招手,不过并未搭腔。

“这人是从哪儿来的哇,英文日文全都不懂!”年轻的伙计大约很懊丧,又生怕那位姑娘错怪他发音不准,把他看扁了,不禁小声分辩起来。

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年轻的伙计让我不由得记起二十多年前在御花园里“帘卷西风”时的经历,心中也就隐隐地泛起唐人贺知章的句子:“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二千零二年三月初九日,二闲堂。

又记:近读《太平广记》,得知生性旷达,纵诞无检的贺知章到了晚年,经高人点拨,上疏求还故里修道,后大彻大悟,终于成了神仙。不知他在《回乡偶书》中的句子可是这次回乡时的一番感慨。不过我既没有象他那样衣锦还乡,也没有能够成仙,仍是一介布衣而已。O二年十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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