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3月1日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内容显示中国政府在2017年至2019年间将至少80000名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进行“强迫劳动”。研究结果显示，其中有些维吾尔人是直接从再教育营转往这些工厂工作。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便系统性的将至少80000名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遍布中国9个省份的工厂。统计显示，至少有27间工厂参与了这项“强迫劳动”的计划。
中国政府将这项计划命名为“援疆”，至少有83间国际公司的供应链中都使用了这27间工厂所出产的原料。83间国际公司包含了耐克、阿迪达斯、Zara、Gap、BMW、大众汽车、苹果与谷歌，跨足各个行业领域。
这份报告内容显示，新疆政府为了鼓励当地官员将维吾尔人从新疆转到外地的工厂工作，他们以“人头计费”的方式，付一定价格的奖励金给转介维吾尔人到工厂工作的中介或当地政府人员。报告写道：“这种强制工作转移的制度，已成为中国政府新疆再教育营政策的其中一环。”
德国之声本月初根据“墨玉名单”所发布的独家报导显示，部分遭关押的维吾尔人因为被认定对社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于再教育营待满一年后，会在所属乡镇的“建议”下被送往工厂工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也显示，新疆政府会派共产党党员去监控维吾尔工人在新疆的家人，因为维吾尔工人在工厂内任何一个不当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报告写道：“这些证据显示维吾尔人完全不是‘自愿’加入这个工作转移制度。”
此外，这些维吾尔人在工厂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控，他们在规定工时之外的时间必须上中文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管理人员也不许他们参与宗教礼拜活动。报告指出，消息人士与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都显示，工厂派遣专人监控这些维吾尔人，他们的人身自由也受到许多限制。
报告写道：“维吾尔人在工厂内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有些证据甚至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在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享有不错的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比汉族工人的工资还少。”
强迫劳动的案例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列举了三个维吾尔人被送往“强迫劳动”的案例。首个案例是位于青岛的泰光制鞋有限公司，而报告指出，在这个工厂进行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主要是替美国鞋子大厂耐克制鞋。但是，工厂的围墙布满铁丝网，厂区也设置了不少哨塔与警卫驻点的哨站。该报告指出，工厂不许维吾尔工人在公定假日回家。
此外，另一个案例显示专门替阿迪达斯生产运动服饰的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参与了中国政府的“援疆”计划，把维吾尔人从新疆再教育营转往该公司位于安徽省的工厂。中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将63名从伽师县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维吾尔人，从新疆转往该公司位于安徽省的工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透过比对卫星图像与查看中国官方文件证实，伽师县中等职业学校2017年起便成为一个再教育营。阿迪达斯的发言人告诉“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该公司与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并未存在长期合作关系，阿迪达斯也会针对该公司的供应链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报告中的还提到，专门替苹果iPhone 8与iPhone X生产自拍镜头的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28日至5月1日间，从新疆和田地区的洛浦县将700名维吾尔人转移到该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工厂。这些维吾尔人到了江西后必须“逐步转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成长为‘有事干、有业就、有钱赚、知党恩、感党恩、跟党走、保稳定’的新时代有为青年”。
参与本次报告研究的澳大利亚新疆议题专家雷国俊（James Leibold）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他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施行的“强迫劳动”视为中国再教育营政策的延伸。他说，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将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至工厂的其中一个因素，可能与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迟缓的担忧有关。
雷国俊说：“‘强迫劳动’除了是另一种形式的再教育营外，也可能代表中国政府针对经济发展迟缓所做出的回应。此外，中国过去几年大量关押维吾尔人所制造的财政负担，也可能进一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前提下，增加中国政府对于经济迟缓的担忧。”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建议，中国政府应该让外国公司针对供应链中是否掺入“强迫劳动”的原料进行调查。外国公司则应该立即针对其中国工厂内劳工的人权状况展开调查，其中应该包含弱势劳工的安全情况。他们在报告最后，也呼吁各国政府抓准机会，针对中国强迫维吾尔人从事劳动工作的情况，向北京施压。
雷国俊告诉德国之声：“这些跨国公司应该立即对其供应链内的劳工权益状况，展开公开且仔细的调查。他们必须透过外部审计团队来进行审查，这是唯一能向消费者与股东保证他们的供应链中，没有参杂了任何强迫劳动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