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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唐婉三字:瞒,瞒,瞒

柏林时间3月15日,旅居柏林的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通过微信给她的朋友们发来了一篇文字《借唐婉三字:瞒,瞒,瞒》。现将这篇充满细腻悲悼与锐利反思的文字与大家分享。

遥望武汉,春风又绿汉江岸。而这是个多少人没有等来的春天。这是个多少逝者无法被吻别的春天。这是个被一千三百万武汉人错过的春天。

我在柏林,遥远地陪伴武汉人,自我囚禁在院子的铁栅栏内,也是一天天错过了早春。院里院外,野花都开了,最近开放的是勿忘我。花朵虽小,但一蓝一片,蓝得静谧而伤感:勿忘我,勿忘我,似乎是明白人间终究薄情而善忘,谁又堪勿忘?假如我们民族都长了一副好记性,记住一次次灾难,我们的记忆存储盘早就爆了。

这已经是我们家自我囚禁的第三周。权当作陪伴苦难的武汉人,湖北人,以及我散落各地的自我囚禁的朋友、同胞。上周六,离我们家半里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吼喊震天,足球赛照常举行。这样的万人群嗨,最逼我自我囚禁于铁栅栏之内。站在铁栅栏里,遥看那些身着球迷装的柏林人嗨过我家栅栏墙,一路扔下他们的啤酒瓶、薯片袋。对于球迷们的短暂公德、教养休假,各国人都一笑而谅。何况这是春季到夏季他们最后一次群嗨,从此柏林将取消所有大型群聚活动。我简直为他们痛楚。日耳曼族的内敛,缄默,攒出的呐喊都只能到那样的场合释放。

去年十二月底,国内的一个朋友向我发来最初的病毒信息,是一个医生告诫‌‌“护士妹妹们‌‌”的截屏,我就向我在柏林的武汉女友告警。她的母亲和兄妹都住在武汉,但我怀疑她是否实时向她的家人转达了我的紧张。中国人遇事‌‌“瞒,瞒,瞒‌‌”,我干过,你干过,她/他干过,我们都干过,不是吗?一瞒,首先是不愿做乌鸦,这也不无几分善意。二瞒,是怕麻烦;直面接受噩耗者的惊惧,恐慌,悲愤,甚至歇斯底里是很麻烦的,是给自己行天大的不方便,因此这需要把责任看得比天大的不方便更大的人才能承担。最后一瞒,对我便是疑团了,究竟为何而瞒?

为了某者能吃好一顿饭,这个坏消息先瞒了他吧;为了能把这个年过好,先瞒到过了年再说吧;为了大家还能在无知无畏中傻欢乐,乐一时是一时,瞒一时是一时,难道不也有撞对大运的时候?坏事瞒着瞒着就化了的,大事瞒着瞒着就变小的,再瞒一瞒吧。可这病毒只有三微米,什么样的遮天手掌能捂得住?病毒如此凶恶神速,瞒得不如漏得快呀,多少人还被瞒着,就死了,以死来告诉你,真相绝瞒不住。

文亮大夫临终之前,我的武汉女友通过她的武汉朋友让我对他的弥留有过几小时的跟进。那几小时,我为李大夫默默祷告,还许了愿:假如李医生能活下去,我就戒掉我最爱的红酒。后来发现,连那几小时,都是瞒。瞒住世界上所有为他不平的人,瞒住他的老母亲,他的爱妻,他的爱子,他那个遗留在妻子腹中还有几个月就要出世的孩子。那个孩子原本该在明年的春天,或许初夏,头一回不清晰地发出‌‌“爸‌‌”字。孩子的祖母联想到那一刻,哭得站不稳:‌‌“我……我怎么跟孩子说呀!‌‌”医院领导隐瞒李大夫真实死亡的时间,明知无用,却用心脏起搏器不断按压李大夫的胸腔。那皮肉之下是一根根人类肋骨啊,不是钢筋混凝土,经得起几小时的机械按压?就是把那颗冷了的心按得还阳,肋骨早成碎瓷了。先逼人瓦全,在让人玉碎,无非是怕上怕下,上有领导,可摘乌纱帽,下有万千民众,可掀石榴裙。那两日的中国人,中华子孙可是信誓旦旦,永远不忘记吹哨人李文亮。记忆究竟能延续多久,比勿忘我花期长多少?

李大夫是受了天大委屈离去的。七尺男儿可杀不可辱,先是领导辱,再是警察辱,然后在电视上受全国游街奇耻大辱。他会不委屈吗?而他死给你看,死给委屈他的人、委屈他的电视台主播们看,真相就在他永不再发声的微启欲阖的嘴唇上,在那最终冷下去的心脏里。还有比这真相更刺痛你我,更鞭挞我们的吗?他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们怎么成了不知好歹的一族人了?!武汉人和全国人以哨音为哀乐,为文亮送行,也以哨音放飞囚禁的心灵。文亮生如凡人,爱妻子,爱孩子,爱美食,解禁二胎他一定如所有平凡人家的丈夫,喜悦而怀有感激之心,终于能给儿子生育出玩伴儿了。而他的死,却宛若圣徒: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的献祭,为了启迪人们,为了救赎犯下的罪孽的我们。这不是罪孽吗?无数人丧生,无数家庭灭门,从上到下,罪孽在贯彻时,由于人性的局限,一层层的罪孽叠加,到了最底层,就成了封门,殴打,饿死不到两岁的孩子,冲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并逐个加害。我们会忘记这些吗?难说。

我无法体验这种肺炎在最后夺取生命的症状,但凭着许多医护人员的叙述,重症病人会向他们呼喊求助:‌‌“救救我呀,医生!‌‌”这让我想起我的前婆婆和我的父亲。两位老人家都是在八十多岁由于心脏衰竭而引起了的呼吸衰竭。记得我的前婆婆也是这样对他的女儿呼救:‌‌“救救我!‌‌”那时她的血氧一定也低于百分至六十,等于一个溺水者正在窒息,而岸边的人不为所动。不如溺水者的是,溺水的受罪是短暂的,几十秒就会结束。而这种肺炎的患者,也许要把窒息过程延长几天,每一秒钟都生不如死。被扼死,被闷死,被呛死的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生受,一小时六十分钟的垂死挣扎,我不敢细想,不敢动用形象思维……但我脑子里还是不断出现父亲在氧气面罩下的脸孔,嘴巴大张,用尽全身力气吞吸,不管他怎样吃力,氧气都进入不了他的肺泡,老人的样子好可怜啊,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鱼。最后父亲是脑缺氧走了,实际上是给扼死了,给闷死了,给一根不可视的绞索勒,又不一口气勒死,而是一分一秒地折磨死,整个过程是一天一夜。假如我能再选择一次,我会选择让父亲少活那二十四个小时,免除他最后从人类到鱼类的退化,既然终有一死,就不要让他在受刑中死。我知道,父亲被憋死的刑法,在武汉所有濒死的重症病人身上重复了,也在李文亮大夫身上重复过。

那些被废掉的肺折磨至死的人们,在他们最后的瞬间,举目四顾,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脸,来给他壮点胆子,拉住他的手,表示人间最后的不舍,最后能让他带走的掌心上那一缕体温,都没有,他就像一个落魄异乡的陌生人,孤单单地进入装尸袋,多不甘,又多么恐惧。人的最后一刻,最不可缺的是亲人的许诺:去吧,我们不会忘记你,因为我们爱你。可是武汉的逝者,没有得到到这终极的许诺。

李大夫也没有在慈母的泪眼下,在妻子和孩子的声声唤中离去。他最后一句话至今留在他的微博上,由人们去延申他在另一维度的生命。人们不愿忘记他,以自己的想象,一厢情愿地让他活下去。正如方方所说,这里成了中国人的哭墙。我看了一下留言,跟李医生谈什么的都有,琐屑的三言两语,家常的点点滴滴,谈吃,谈爱,仿佛李医生是他们的心理咨询师,更像文亮是隔壁大哥。很多人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李医生。但愿这堵无形的立于阴阳两界的哭墙永远不被强拆,伴随幸存者活下去,并且记住。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个拒绝遗忘的城市。很多街道的地面上都镶嵌着铜牌,铸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位犹太人(或他们的家庭)曾从这条街某楼某号被带走……‌‌”的字样。并告诉人们这些被带走的犹太人最终的去向,其中绝大部分死于集中营。离我家不远的弗拉托大街(Flatowallee),通向奥林匹克体育场正门,大街便是以一对犹太运动员堂兄弟命名的。这对犹太堂兄弟在雅典的奥运会为德国出赛,使德国体操队拿了金牌,他们被带到集中营之后,都死于饥饿。据我们隔壁的老邻居说,我家的房子最早的主人也是犹太人,但战后没有任何人来认领,哪怕远亲都没出现过,于是就只能归于政府所有。后来政府拍卖,才又回到民间。房子建于一九二二年,非常考究坚固,大概计划给若干代子孙居住,但是这家人没有一个后代幸存,连远亲都没有线索了。德国的洪堡大学图书馆,曾经被纳粹焚书,现在图书馆就把那些书架空置,让人们不忘那次焚书丑行。这是德国人为自己欠犹太人和全人类的血债命债记账。记下这笔账,对于他们难免痛苦,但不记账,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耻感,然而没有羞耻感。荣辱孪生,无羞耻感,也就无所谓荣誉感了。德意志民族,宁要痛苦,也不要失去荣誉感。他们相信,只有牢记自己的羞耻,才能杜绝羞耻再度发生。

自吹哨者文亮牺牲后,又出现一位‌‌“发哨子的人‌‌”艾医生。艾医生后悔她没有更广泛地分发‌‌“哨子‌‌”,否则事情不会遭到如此地步,早知如此,她会豁出去。这是个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汉人。武汉人隐忍且勇敢。隐忍高贵,而勇敢更高贵。勇敢的武汉人到处都是,他们对弄虚作假大喊‌‌“假的!‌‌”他们吃足了‌‌“瞒‌‌”字之苦。发生在过去的灾难,我们瞒着后代,最荒唐的是,我们对自己都瞒着。因而我们的百姓忍受了萨斯之痛才十七年,又陷入新冠肺炎的挣扎。瞒着,就可以不追责,因为要追就必追瞒者的责。不追责又怎样指望我们牢记?悲剧的戏核都没挖出,记住什么?于是我们成了一族记性坏,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杀,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拼命对自己瞒着,不瞒着就不是正能量。不计较是非,不记仇,似乎也是我们宽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们善于宽恕,得理饶人,但我们也成了隐瞒者。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后人不能瞒,必须毫无隐瞒地给他们一个交代,李大夫为什么受辱,又是怎样死去。不能瞒着他们那么多无辜的武汉人湖北人全国人是怎么无辜被禁锢,被病死,被潦草入殓的。瞒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一百七十多个死亡案例。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社么要为加害于我们的人隐瞒?隐瞒他们的羞耻吗?历史上有多少个时机,该他们感到羞耻,对他们牺牲的人民赔罪?可我们放过去了。悲剧都是稀里糊涂地收场,不久悲剧又上演了,剧情仿佛剽窃,还是一个瞒字了的。

我们民族之所以苦难,因为我们两千年来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早就预见了这一点,不知他是否预见了人为失忆,被迫失忆,亦使垂哀于父辈苦难的后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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