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波士顿有个小镇叫布莱顿，布莱顿镇里有条街道叫哈佛街，哈佛街上有处做俄国食品杂货生意的店家叫“莫斯科”，莫斯科的店主二十多年前来自苏联，叫亚历山大。
可我老记不住他的名字，见面总是叫他弗拉基米尔，他听了并不恼，耐心地纠正我：“不，你记错了，中国人。你一定又是想起列宁来了，他才叫弗拉基米尔，我叫亚历山大。”
的确，是我又记错了，于是赶紧道歉，然后跟他寒喧两句。没有顾客的时候，他经常是在看俄文报纸。我并不懂俄文，但是偶然可以认出报纸上照片中的新闻人物，有的时候是戈尔巴乔夫，有的时候是索尔仁尼琴，我们的话题常常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她也叫萨哈罗夫？”有一次我好奇地指着报纸上的一幅照片问他，而且也想卖弄一下，证明我还是可以读出几个俄文字母的拼法，不一定像他想象的那么笨。
“这是萨哈罗夫的太太，难道她不姓萨哈罗夫？”亚历山大似乎认为我的问题不值一驳，所以眼睛并不离开报纸，但还是接着说，“你们毛—泽—东的太太，不是就叫江—青—毛吗？！”他把中国人的名字念得一字一顿的，颇为清晰，只是听得出，他还吃不大准，到底应该把“毛”的姓氏放在“江青”的前面，还是“江青”的后面。
“她并不叫江—青—毛，”我认为他的问题也不值一驳。
“怎么不叫？”他有些急了，眼睛终于从报纸上抬起。
我不想对这类问题进行争辩，连忙说：“OK，OK。我要一磅你的特产俄式小熏肠。”
忙过一阵以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苏联的话题上。
“苏联现在怎么样？”我问。
“不好，不好。好我还会离开苏联？”一提起苏联，他总是摇头，我认为他对苏联多少有些偏见，于是我就说出我对苏联昔日辉煌的了解，比方说，苏联的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山楂树》，苏联的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坐宇宙飞船的加加林、季托夫，还有发明梨苹果的米丘林。有时他看我问得过份仔细，就会反问：“你到过苏联？”
他问过我好几次，但总是再问，或许他分辨不出中国人眉眼的差别。
我告诉他，我的妻子到过苏联，我并没有到过，但我对苏联有印象，那还是来自我的童年时代，来自我们政府的推广介绍。
“嗨，”听到这里他就会摆摆手，嘴里不屑地吐出一口气，然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宣传，宣传，你那时候是毛孩子，能知道什么？！”
亚历山大话虽不错，小孩子能懂什么，但苏联在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不可谓不深。
我还记得一首当年在京城流行很广的童谣，虽然时间久了，也不知道是出自什么人的手笔，但我至今仍然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这首讴歌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儿歌：
“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辆小汽车，开到莫斯科。
美国老大嫂，挣钱挣得少，买只破手表，走也走不了。”
儿歌清楚地对比了两大阵营的优劣，虽然只是汽车和手表之差，但不露痕迹地揉合进去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强烈追求：只要学苏联人的榜样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儿歌同时也告诫企图追随美国的蠢人：他们只会一天天烂下去。
除了这些抽象的例子，最具体不过的就是京城的那座苏联展览馆，美轮美奂，那还是当年苏联帮助我们政府建造的。它给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识过苏联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提供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模样的明确证据。
昔日的京城，虽然在交民巷和王府井一带有些洋式的建筑，但都并不破坏古城的风格。大约是出自保护京城的旧观罢，苏联展览馆选择建在城外西郊的动物园旁边。
苏联展览馆完全是座苏俄式的建筑，由苏联的中央设计院设计，据说是仿照俄罗斯的经典建筑，彼得堡的海军总部大厦。主楼高耸峭立的尖顶熠熠生辉，尖顶的顶端是一颗闪闪的红星。主建筑周围是一圈环绕的圆柱回廊，宽广舒展。装饰上布满了党徽和红星，据说使用了大量的黄金等贵重材料。
展览馆的后边还有个人工小湖，并且附设了一座展览馆剧场和一间莫斯科餐厅。剧场里当初经常上演苏联的芭蕾和歌舞节目，莫斯科餐厅则出售俄式的西餐，他们的罐闷牛肉和蘑菇奶油汤都很有名，熏肠也好吃。
苏联展览馆刚开馆的时候曾经是桩大事，多少政治上的大人物都来凑趣，我因为年岁太小并没有躬逢其盛，但是父亲去过，而且带回一盒糖给我，说是苏联老大哥制造的。
圆形的糖盒是马口铁制成，敷以暗红的底色，上面金漆描绘的是莫斯科的宫殿，和我们的苏联展览馆一式一样。打开糖盒，里面是五颜六色的丝光糖。刚从湖南老家来北京小住的祖母，从盒里面拈起一颗放到嘴里，抿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我看还不如长沙九如斋的灯芯糕好。”
父亲听了连忙阻止道：“呃，你老人家到外面千万不要乱说，这可是苏联的糖。”
我也尝了一颗，的确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要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到这里，再想到“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的歌谣，不由得不让我对丝光糖肃然起敬。
祖母听了父亲的话大概并不服气，背地里对我说：“什么苏联，苏联，不就是罗刹么，他们那个罗宋汤，土豆加番茄，就是有人喂给我喝，我都不要。”
罗刹的罗宋汤是不算怎么特别好，尤其祖母吃了一辈子的湘菜，罗宋汤哪里是腊肉炒香干，或者豆豉辣椒的对手，但是莫斯科餐厅里出售的俄式小熏肠我觉得还算是不错。
当然，苏联给我们展示的并非只是他们的饮食文化。在展览会上还有收割庄稼的康拜因，飞上太空的人造卫星，以及女人常穿的长裙布拉吉和男人显示英武身材的大皮靴。
除了苏联老大哥的展览之外，苏联展览馆也举行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展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捷克展览的玩具，特别是一人多高的大型积木，可以搭成富丽堂皇的王宫，也可以盖成野趣横生的别墅，这样幸福的生活雏形让我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按照我祖母的湖南话说，这叫“与苏联好作一团”。当然，和苏联“好作一团”，并不仅仅是到苏联展览馆参观他们的建设成就，还要真心实意地学习人家的本领。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翻检资料才偶然知道，那几年，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出版社竟然一年出版过四千多本苏联的教材，连孕妇保育学和幼儿心理学都翻译过来，看来那个时候是准备把刚出生的孩子都赶紧塞进苏维埃政权里面去。
记得父亲当年也曾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学习了一阵俄文，每天上班的路上还在背诵单词，后来翻译的几本俄文书居然还出版了。原先看见书架上父亲翻译过的那几本书，我还以为他的俄文功力有多么深，直到后来我考上中学，被分到俄文班，他却坚持要学校把我换到英文班，我这才知道他的英文比俄文好多了。我很纳闷，曾好奇地问他，既然你的英文比俄文好，怎么没有看见你翻译什么英文书，而且连英文书看都不看？
父亲说：“我的俄文都是临阵磨枪瞎胡来的。你问我为什么不看英文？没听到长沙的涂伯伯来信讲么，他看中国自己出的英文《北京周报》都要受到批评呢。”
看来父亲也并非真心佩服苏联，只是政治上谨小慎微，免得惹上麻烦。这本来倒也怪不得他，记得当时有天晚上，父母以为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便议论起来机关里最近发生的事情，谈到曾经给我画过漫画的蔡叔叔就是因为对部里的苏联专家表现出不满，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后来蔡叔叔死在那里，尸首都没有运回来，蔡叔叔的漫画倒是一直挂在我的床头。
记得蔡叔叔死后不久，我们政府和苏联就闹起别扭，我们骂人家是苏修，人家就骂我们是叛徒，后来两边都急红了眼，还真刀真枪干过几仗。
和苏联翻了脸，就再也看不到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阵营的展览会了，但苏联人留下的这座展览馆好长一段时间都还是京城里唯一的展览场地。只不过后来在这里举办的展览会全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象日本、丹麦、荷兰，还有苏联的老对头美国人。那个时候，展览会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装说明书用的塑料袋，五颜六色，都是免费白送。不管哪个展览会开幕，不出几个钟头，满街上的人提的都是展览会的塑料袋，里面装的不是切面、肉馅，就是女人手中永远不会完工的毛衣、毛裤。还是伟人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和老大哥成了仇人，又和老大哥的仇人成了朋友，而且为了表示与老大哥一刀两断，把苏联展览馆也改了叫北京展览馆。不过展览馆的独特建筑风格不好改，到底无法与古城北京联系在一起，总是让人不由得想起我们与苏联“好作一团”的时候。
到了文化大革命，展览馆剧场里光演样板戏，联动组织还在那里开过会，莫斯科餐厅也成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经常约会的地方。后来，演过戏的，有的还当过大官，然后又都倒了台；开过会的，有的坐了牢，可有的现在还在当大官；至于在餐厅里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有的如今竟然成了作家。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不过苏联展览馆的剧场和餐厅倒是值得许多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人好生感慨一番的。
岁月就这样风风雨雨，变幻莫测地消逝了。多少年之后，曾经让中国人几十年来爱恨交加的苏联终于解体了，但它却仍然不愿意恢复当年祖母在评判罗宋汤时用过的“罗刹”，而是换了个相当别扭的名字叫“独联体”。不过，无论现在是否还叫苏联，我仍旧记得往日对苏联的印象，虽说我一天苏联也没有去过。
自打从京城移居到美国的波士顿，结识了小店莫斯科的主人亚历山大，我就很想把当年对苏联的钦佩，尤其是我们两国如何先作了朋友，后来又成了仇人的恩恩怨怨讲个清楚，但是看见他对这个话题永远是一脸无所谓的神情，我就又泄了气。当然，他的俄式小熏肠毕竟还是不错，因此每次路过小镇布莱顿的哈佛街，我总要拐进莫斯科去买一小段亚历山大特别自负的俄式小熏肠，然后就带有几分期待地等着他说出那句生硬的中国话：“莫斯科—北京，斯大林，毛—泽—东。”
有时候他的兴致好，还会添上：“弗拉基米尔，江—青—毛。”
这时我就心满意足地打开纸包，咬上一口俄式小熏肠，然后与亚历山大告别，离开莫斯科。
虽然苏联展览馆的记忆渐渐淡去，虽然儿歌里苏联老大哥和美国老大嫂到底挣钱谁多谁少对我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虽然给我画漫画的蔡叔叔也早已死在北大荒，但我总归是带着这些关于苏联的零星印象走出童年的。直到今天，小店“莫斯科”出售的俄式小熏肠还能让我依稀想起京城里莫斯科餐厅飘出的阵阵香味。
说来也怪，苏联的土地我连一天都没有踏上过，可是种种并无十分把握的苏联印象却死死地占据了我头脑中的一角。据说有的哲学家认为，凡是存在的必定是合理的。要是有一天果真能碰上了这路哲学家，我倒是要问问看，我的苏联印象久久挥之不去究竟有什么道理。
二千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