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国时报》驻纽约记者王良芬小姐说，她穿梭在纽约华埠的巷弄里，从游客如织的勿街（Mott street），朝孔子大厦的方向走，左转进入披露街（Pellstreet）二十一号，发现在狭窄的弄道内有个教会，名为“中华第一浸信教会”，楼宇有近百年的历史，外墙漆成赭红色，里外都维持得相当好。大门高处镶着“纪念堂”的牌匾，是胡适亲笔所书。于是出于好奇心，她拜访了教会牧师李泽华，从教会的纪录文献得知，“纪念堂”是为纪念创会牧师李韬先生的。而由胡适所书写的这块牌匾，却追索出一段未竟的情事，它竟淹没在杂沓人声中，有六、七十年的光景。
其实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号的《历史月刊》曾刊登有朱毓祺先生的《胡适眼中的圣女——李美步博士》一文，对此事就有提及，朱先生说在一九三七年他还是童年的时候，就移民到纽约，就在李韬纪念堂学习英语，这里是早期唯一为成年新移民学习英语的华人所设立的机构。李韬牧师，广东人。是前纽约中华公所主席。据王良芬说李美步（Mabel Lee）博士原名李彬华，一八九六年生于广州，是李韬牧师的独生女，一九〇〇年七月与母亲来美和父亲团聚。李美步自小聪颖，辩才无碍，青少年时就立志社会改革，十六岁时参加纽约市“女权运动”时，骑着马和其他人一起带领示威游行，可谓时代先驱。李美步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后，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一九一八年取得哥大经济哲学博士，为哥大校史上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华人女性，其博士论文由哥大编入《中国经济史》一书。
胡适大李美步五岁，他也是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在一九一〇年秋来到美国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学，一九一二年春改入文学院，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其实就《胡适日记》观之，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中就说道：“夜在会之女子开一欢迎会，极欢。女子中有数人尤倜傥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诸女士，皆其尤者也。”他们当时都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中的佼佼者，因此彼此惺惺相惜。一九一五年一月八日胡适在给李美步的英文电报写着：“亲爱的李小姐：谢谢您的电报，我本该顾虑您要准备期中考试，但是韦莲司夫人（您可能记得她就是日前招待中国学生的那位）告诉我有关下次开会要和我推荐一位主讲人的事，我立刻想到您是这场合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提供了你的名字给她，现因时间仓促，我只好拍电报通知您，请原谅我的‘冒昧唐突之罪’。祝您有一个宁静愉快的假期和成功的学年。”
一九一五年秋，胡适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他与李美步遂成同系同学。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胡适在写完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正式拿到，就匆匆回国，接北京大学的教授了。而李美步在一九一八年荣获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前往欧洲考察大战后的经济，同年应聘厦门大学系主任，但她父亲李韬牧师因调解堂界纠纷，于次年悲愤过度在美去世，她随即回美为父亲举办葬礼，并留在纽约承继父志以及奉养母亲，她婉拒一切聘约，后来出任浸信会晨星书馆（Morning Star Mission）主任。一九二六年当时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布道家，也是哥伦布大学的化学博士宋尚节（1901—1944），就曾在此义务地帮助李美步教导英文。
李美步为感念父亲，因此想为父亲建立纪念堂。由于李韬牧师生前声望，李美步很快从朋友、侨社处筹足经费，期间胡适出力甚多，后来购买下华埠披露街二十一号的楼宇，经重新修缮后，一九三六年竣工定名“李韬纪念堂”。“纪念堂”三字是胡适所书，胡适为了题字煞费苦心。胡适在写给李美步的信中说：“书写之夜，下笔后不满意的废纸，已抛满了书房地板，只得拣出数张任由挑选。”此墨宝现仍保留在纪念堂中，成为珍贵文物。在纪念堂落成后，胡适曾亲笔题词“功不唐捐”赠送给李美步以昭示其功不枉费之意，又赠“见义勇为”字题为纪念堂的永久训词，表达了该纪念堂的宗旨和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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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纪念堂中的题词“功不唐捐”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胡适由上海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又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继在纽约、华盛顿、费城、绮色佳、芝加哥、司波堪、西雅图、洛杉矶及加拿大的文尼白等地讲学、游历，在十一月十九日回国途中，在日本皇后号轮上，他给李美步写了封英文信：
亲爱的圣女：
自从离开纽约以来，心中想到给你写信，可是在横贯美洲大陆的车途中，一站接一站的过去了，我总是找不出最合适的时间和宁静来写信，抵达了要坐船的港口之后（案：旧金山），才知道前几天宣布的码头罢工，今天起生效，我只有等罢工解决了才能动身。
经过十五天的耽搁，我终于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搭上了日本皇后号邮轮，于是我又一次在太平洋上了。
这次不期的耽搁却得到了补偿，我看到了总统选举并为那令人惊服的选举结果而得意；在我离开旧金山那天，适值新建的湾区大桥正式开桥通行，我过了新桥四趟，看了两场歌剧，还给《外交》及《论坛杂志》写了两篇文章。
在这一个半月里，我常惦记着我那位住在纽约华人教会的神圣教士，也想到在我的旅舍中我们的谈论，以及在帝国大厦顶塔上那美丽的夜晚，我常想知道这位女士会永远为这个在华埠的教会献身吗？她真的会快乐吗？她说她是非常快乐，我可是怀疑，我为什么会对你亲口回复我问你的问题无法接受呢？因为我认为那里的工作是一种不可能使像你这样认真做事的人持久干下去的。
在我的旅舍茶叙时，我曾建议你应该重振你学术方面及文化方面的兴趣，去做些你曾经熟习做过的研究工作，对这个建议你也同意了。可是那并不足为凭，我想起来了，那天在你的教堂晚祷后的会上，我看到了你对那份工作所做的计划或者说是想法，使我大吃一惊。
你真的下定决心在华埠办一个小教会？或者你早已想过当一位中国人的珍·亚当斯（Jane Adams）创办一所初期的赫尔堂（Hull House）。还是当一个中国人的莉瑞安·沃德（Lilian Ward）建立一所亨利街文教馆（Henry Street Settlement）呢？老实说，你要在华埠不过是一所小教堂献出一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如果你早已拟妥或者目前正在草拟一个类似赫尔堂的计划，并且还要能得到华人社区赞助的话，那个计划就必须要真正有益于社区，并且要充分地谋取年轻人热心的参与。
总之，这个堂所不应该仅仅作传扬福音和做礼拜用的，而应该是一个为教育社会服务、卫生、文化以及民事服务的处所。
十分抱歉，我在班门弄斧了。多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的厚意，并请代我向苏先生的盛情转达谢意。
您的朋友胡适谨上
从这封长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出不为外人所知的情愫（案：胡适的信函墨宝现存放在“纪念堂”，笔者此处引用朱毓祺先生的译文，特此致谢）。而当胡适返抵上海后，他不负诺言，他为纪念堂图书馆选购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于次年抗战爆发前，运抵纽约，运费一千美金由孔祥熙捐赠，该批书籍现仍存放于图书馆供侨胞阅读。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胡适和钱端升、张忠绂等三人，到英、美去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才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在这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记中说：“李美步邀去吃饭。”三月二十五日日记云：“下午去看李美步女士，与她和她的表兄苏君同吃晚饭。李女士之父名李韬，是中国的基督教牧师，甚得人信仰。”四月二十日日记云：“为New York唐人街拟中国藏书第一目，应李美步女士之请。”
据说后来李美步经常在教会主日崇拜聚会讲及胡适对纪念堂的贡献。而每逢胡适在学术上有新贡献或在政坛有新使命，李美步总是不厌其烦，详细地介绍，谈吐之间充分地表露出他们之间的情谊和钦佩。一九四六年九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李美步曾于一九四七年到北京拜访过他。返回美国后，她还是献身于基督，服务于侨界四十余载。她终生未嫁，一九六六年病逝，享年七十岁。而胡适则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南港中研院的院士会议上，享年七十二岁。
萍踪偶聚，无言的缘分；但君子之交的情谊，又长达半个世纪。哪天你在纽约披露街人声鼎沸中，再见到这块“纪念堂”匾牌，应该会想起这段如烟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