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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96)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目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它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1940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语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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