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19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