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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87)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

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展,《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杜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也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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