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
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分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诏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
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二千二百余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以指导者的身分，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